简约主义音乐的继承与发展——探析约翰·亚当斯的后简约主义风格

简约主义音乐在20世纪西方音乐发展的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其材料发展极其简单并且持久地重复,注定了它一度走向了尴尬的窘境.亚当斯在继承简约主义音乐核心要素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拯救与发展,使之成为20世纪音乐文化中最具潜力的音乐创作观念之一.亚当斯因此也确立了自己独成一派的"后简约主义"音乐作曲家的重要地位.     

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实践与发展 70 年:有效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不断转换和发展。 其中,既有农村寻求高适应性治理形式的村庄逻辑,也有国家建设目标在农村落实的国家逻辑。 国家是农村治理体制创新实践的关键变量,有效是治理体制转换中国家与农村的共同追求。 国家建设目标既通过治理体制得以实现,也直接反映在体制所要实现的有效性内涵上。 现代化的阶段性不同,国家建设目标不同,治理体制也具有不同的特点,运行机制也不同,所实现的有效性内涵也不同。 从有效视角审视 70 年来农村治理体制的实践,经验丰富、成就巨大,农村治理体制与国家建设高度同构。 新时代建构乡村善治体制强调有效,有效的内涵包括行政、自治、组织、服务等多方面。 有效的农村治理体制既要有效适应农村实际,也要有效实现国家建设目标,是一种功能复合性的、多元内涵式的治理体制。     

观念与时代的谐音——简约主义建筑

介绍了简约主义建筑的缘起和背景,重点介绍了对简约主义建筑内涵的理解,并通过实例分析,阐释了简约主义建筑的观念和主张,以及简约主义建筑的表现方式。指出简约主义建筑是观念、时代、技术的要求。简约主义建筑如今已是众多建筑设计思潮中的一股中坚力量。     

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定位与组织行为规范的研究

现有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定位和组织行为规范不足以适应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可以考虑只将村民自治组织即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唯一的正式组织 (准行政组织 ) ,对其工作的监督则统一由乡级党组织来依法实施     

村组治理:功能定位、运作机理与优化路径

作为村民自治制度依法确定的基本治理单元,村民小组曾具有政治、行政、生产、社会四个方面的治理功能,如今主要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在运作机制上,村组治理主要依靠熟人社会和群众路线维系。当前,行政村权力运作的行政化和信息治理技术的全面下乡,对政策激活后的村组治理形成结构性挤压。优化村组治理的总体路径在于:技术治理主导型村治应推动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技术治理的优势,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村组治理主位型村治应实现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的有效分工,推动村级治理体系内部形成双轨制。     

公司治理机制中董事会的角色功能定位分析

企业是社会委托代理网络的一个子网,而董事会又是企业这个子网中众多委托代理链指向的共同结点。在股东会—董事会、董事会—经理层、股东会—经理层与股东会—监事会等委托代理链中,董事会分别是受托人、委托人、第三方,分别扮演利益代表者、资源控制者、利益协调者的角色,主要发挥战略决策、经营管理、检查监督的功能。有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目标等因素将影响董事会的角色与功能的定位。     

中国农村治理体制:检讨与创新

本文对我国"乡政村治"农村治理体制进行了历史检视,认为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主要存在着"村治"流于形式、"乡政"合法性不足、农村治理陷入困局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其体制性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农村治理体制的总体改革思路,即以村落社区自治为基础,重建农民公共生活共同体;以乡镇官民合作为主旨,重构乡镇权力结构;以县政服务转型为核心,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     

从政治整合到政策统筹:中国农村基层治理70年的路径与趋向

分析政党国家对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及其特点,对于理解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建立起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国家,通过国家主导政治整合方式对农村进行改造和建设。此种政治整合主导逻辑在于权力形态和治理结构的高度中心化,即政党及其组织运行成为基层治理的中心。1978年开启农村改革以来,国家通过政策统筹方式调整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分为体制改革重塑基层治理结构、制度建设培育基层民主、农村综合改革统筹乡村发展三个阶段。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在于衔接国家治理目标与农村社会内生性演变逻辑,平衡国家政策导向、农村发展实际与农民现实需求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促进农村综合发展。     

论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架构。本文论述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如何完善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

乡村治理结构是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调整而不断演变和优化的,孤立静止地看待中国近代以来的乡村治理结构是不科学的。只有尊重传统小农贫困且分散的特点,认清解放初期计划经济环境下优先发展军事重工业的历史,努力消除城乡二元制度下的种种不公,才能构建更加公平和谐的公民社会。为此,文章在系统分析中国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乡村治理结构的成因、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议。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的分析与思考——基于皖西某村的实证研究

乡土社会、现行法律制度不合理因素、农民法律认知水平低等因素影响了土地流转法律制度在安徽西部某村适用的效果,使得该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践与制度之间呈现诸多背离,与发达地区相比,该地土地流转规模不大、形式单一、市场化程度不高.要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化、规模化,需要从农村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审视现行的制度设计,从农村改革“顶层设计”的高度来考虑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化、资本化,使之成为农民可以用多种方式处分并获取收益的财产;二是实现农民的市民化,使之成为自由的市场主体.     

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的研究——基于涉农金融机构视角

农村土地“三权分离”的改革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成为我国农户融资的新途径,可有效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但该业务风险管理的特殊性制约了其大规模推广.故从借款人信用风险、抵押物风险、操作风险三大方面着手,运用博弈论对涉农金融机构和农户的信贷行为进行分析,结合现实情况,得出加强风险管理的可行方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填补农村征信管理空白,加快推广农业生产保险制度,健全抵押物价值管理机制,旨在于促进涉农金融机构广泛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初探

一直以来,土地是广大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近年来,随着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兴起,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文章通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义及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指出现行立法的不足并提出完善的建议,以期对该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论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一种必然,是农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实践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随意性、无序性、行政不当干预等一系列不规范行为,其根源在于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法规等制度的不完善。因此,形成一套内容完善、架构合理、体系严谨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规范流转的出发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流转法律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流转是当前我国学界和决策界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通过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流转现有三种实践模式优、缺点的分析研究,得出当下可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为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指出了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现实障碍和法律困境,并提出了对策及建议。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新论——对其性质的再认识

物权说、债权说两种学说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进行了探讨,但是,不能全面说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形成、历史变化及其现实。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形成过程的实证分析角度而言,它无疑是一种债权。然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自诞生以来就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从其发展变化的实证分析角度而言,它逐渐从一种债权性的权利向物权性的权利演变。     

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农户宗族和乡村自治的关系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了在20世纪初和改革开放之后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沟通功能、经济功能、组织功能、协调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的不同。     

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流转新形式初探

在现行的法律中继承没有明确被规定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之一。但是,继承可以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的流转方式有特定的法理以及法律依据:新的《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继承法》第三、四条和《农业法》第十三条也为继承可以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流转方式的存在提供了法律渊源。在实务中继承作为流转方式遭遇到的疑难,也具有可行的策略予以解决。     

农地抵押融资试验模式比较与适用条件

我国农地抵押融资试点已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典型模式。两种模式在抵押实质、流转市场、政府财力、金融机构交易成本、风险化解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市场、抵押操作规范做出了相应要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地抵押仍然存在试点推广的可行性;鲜明的农业主导产业、明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高效的流转市场、严密的操作规程是推广农地抵押融资的必备条件;抵押物价值、政府行政能力及财力、土地流转市场及群体信用差异是模式差异选择的依据。     

林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辨析

＂林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虽然在政策性文件中被确认,但该概念在制度基础上欠缺合法性;在现实基础上欠缺现实需求。＂林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这一概念产生于对＂林权抵押＂客体的误解。林权抵押的客体是林木所有权和林地租赁权,林地承包经营权还不能、也不应当成为林权抵押的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