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建地痞无赖与福建社会

清代是福建地痞无赖活动最为猖獗的历史时期，城乡皆有，并明显地向群体化、集团化发展，是社会处在转型期的产物。福建地痞无赖活动的猖獗，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助长了封建官府的腐败和地方社会政治的黑暗；它也是同期全国地痞无赖活动猖獗的一个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历史进程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明代徽州文人结社综论

徽州文人结社的兴盛,是明代文人结社的一个缩影。明代徽州文人结社活动正德之前很少,嘉靖、隆庆之际出现高潮,万历时达到鼎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除汪道昆主持的白榆社外,其他明代徽州文人社团皆具有鲜明的地域印记,入社成员大都来自徽州本郡。明代徽州文人社团大体有诗社、文社和禅社三种类型,社团的社约规定了入社原则、经费来源和使用、处罚措施等,据此可了解这些社团的活动特点。明代徽州文人结社丰富了徽州文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徽州文学创作的繁荣,提高了徽州文人的知名度,推动了徽州地域文学与主流文学的融合,使徽州在万历时成为在文学上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     

南通民居与徽州民居建筑风格比较

一、为什么要比较南通民居与徽州民居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以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整个社会文化包括建筑文化均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随着历史的发展,直到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商业迅速发展。商业舞台上同时涌现出许多地域性的商业集团,如徽商、晋商、浙商等等,其中影响力最大的非徽商莫属。徽州民居代表了商业发达地区民居的最高成就,它对广大地区民居的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徽州盐商与扬州城市文化艺术

明中叶以后,扬州由于徽州盐商的介入,其城市发展的传统动力机制被打破,转由以外来力量为主导走上内外结合的双重发展道路.随着城市发展推动力的转变,扬州的文化、艺术内蕴和发展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城市文学上,徽州盐商在跻身扬州文学圈的同时,也给这个城市的文学活动增添了极大活力.在城市艺术上,徽州盐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和大力投资与扶持,促进了扬州城市艺术市场的健全和商品化发展,使扬州城市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形成良性发展.在学术上,徽州盐商的广泛参与和推动,使扬州学术和文化的发展较稳定地走向高度繁荣,并深层次地提升了其城市文化精神结构状态.     

从东南邹鲁、程朱阙里到新安理学: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

两宋以来特别是南宋至元明清时期,随着第三次中原地区大姓望族南迁高潮的完成,徽州地域经济与文化开发的不断深入,徽商的强势崛起,科举考试的成功,以及社会持续稳定局面的形成,一批徽州籍地方官员、士绅、学者暨知识和文化精英在致力于理学等学术探讨的同时,至迟从北宋中叶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以"东南邹鲁"为中心的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并在明代中后期完成了东南邹鲁、徽州学术谱系、程朱阙里和以《文公家礼》为中心的民间礼仪认同的建构任务。在从东南邹鲁、程朱阙里、新安理学到礼仪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徽州学者暨知识和文化精英出现了罔顾事实,牵强附会,甚至背离学术宗旨粗制滥造、片面夸大的一己之私和门户之见等弊端。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明代中后期至清前期徽州社会变迁中大众心态研究

明代中后期至清前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徽商资本积累的增加 ,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社会同江南其他地区一样 ,发生了较明显的社会变化。这一社会变迁给徽州社会及其大众心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传统的安土重迁和农本商末观念被轻本重末观念所取代 ,注重实效和功利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徽州大众中上自官僚士人、下至普通百姓无不以金钱作为最高追求 ,“新安多游子 ,尽是逐蝇头”,官场中“以吏为商”、社会上无赖横行的玩世不恭心态、主人虐待佃仆和奴婢的畸形心态以及宗族的认同心态等等心态的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徽州传统大众心态造成剧烈冲击的集中体现。徽州百余年的社会变迁虽因种种因素未能最终完成 ,但它直接促进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公私文书与明代徽州家谱的编修

明代徽州民间长期藏有大量的公私文书，这些文书被明代徽州家谱编修者所用，成为书写族人生平、描述宗族发展的重要史料。在载人篇章方面，编谱者多用公文书证明族人的任官履历或个人身份。而在纪事篇章上，编谱者则以收录全文或节录内容的方式利用公私文书，展现宗族所占有的资产，以及举办的活动。文书入谱现象是在编谱者求真思想、家谱编修体例演进以及地方社会情境三者共同作用下出现在明代徽州的，它是中国家谱编修史上的重要变化。     

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鲍廷博与吴骞是清代旅居浙江的徽州藏书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嘉兴地区。二人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收藏书籍过程中的诗文互动、校勘题跋等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不少江浙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共同的书籍收藏喜好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徽州文化的影响。而《吴骞日记》更是记载了不少关于鲍廷博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对两人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往来有很多详细描述，这对补遗《鲍廷博年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鲍廷博的人生轨迹提供了视角。毫无疑问，鲍廷博与吴骞的这些藏书文化活动让寓居地人民对旅外徽州人的评价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他们的交往，对后世学者了解当时旅居浙江的徽州人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徽州木商经营活动述略

明代徽州木商主要来自祁门、休宁和婺源,以家族集群或地缘组合的形式从事木业运销,形成明代徽州木商经营上的一个特色。同盐商一样,到明代中后期,徽州木商已在全国范围的木业采伐运销中取得了优势,成为实力最为雄厚、地位最为突出的地域木商,也是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性反映。徽州木商凭其资本和人脉优势,在全国范围活动,更参与到浩大的皇木采办工程中,在早期获取过较为丰厚的经营利润,而在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营商环境日益恶化、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的晚明时期,也遭到灭顶之灾,活跃在长江下游芜湖、南京等地的木商中,已难见徽州木商的身影。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儒家伦理与明代徽州籍进士

明代徽州籍进士总体上廉洁奉公,刚直不阿,并且注重恤商爱民,是能用儒家伦理约束自己行为的一个官僚群体。徽州进士的为官表现是儒家思想对其人格塑造的反映,也是对徽州社会风貌的折射。徽州强大的宗族统治势力利用各种方式把程朱理学、孔孟之道渗透到全体宗族成员的灵魂深处。儒家文化底蕴深厚的徽州社会造就出的徽州进士,在修齐治平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徽州特征     

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成因探究

从徽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入手,剖析了徽州古民居厅堂“中堂”装饰风格的形成与徽州人内心世界、外部环境以及文化艺术氛围的相互关系。徽州古民居独特的形制为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文化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州与“吴地”之间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微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文化形成的外部因素;徽州社会的崇儒重教文化传统为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历史与文化基础,也是“中堂”装饰风格在徽州古民居中形成的根本原因。     

明代徽州的教化措施及其影响

明代徽州虽然经历了商品经济和兵燹战乱的冲击，但徽州官吏忠介、市民孝友、妇女贞节、商人重义等思想观念却一直延续到清代。明统治者不断用程朱理学加上朱元璋的圣谕六条作为理论武器，运用宗族学校、乡约等手段，把封建纲常名教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全面地、持续地加强教化。教化作用下的徽州人普遍遵循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下的行为准则。教化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步。     

徽州文化的基因、特质与解构

徽州文化是代表中国明清社会从"农业的系统"向"商业的系统"转变之际的特异性与先导性的地域文化标本。徽州文化的独特性取决于它的文化基因,包括移民型人口结构、宗法制社会结构、商贾为重的经济结构与崇儒尊孔奉朱的精神结构。徽州文化的特质是既脱胎于中华文化母体,又成为新兴商业文化的先驱者,成为新旧文化二律背后的共存体,表现出许多彼此矛盾又自我调谐的文化表征,其中最典型的为:社会价值与人生价值观上的崇儒与重商,人生态度上的内敛与进取,生活方式上的节俭与时尚。徽州文化解构、降格为普通地域文化,最根本、最关键的动因是构成徽文化特质的内在基因产生了变异:移民型人口结构发生反向移民,宗法制社会结构彻底瓦解,以商贾为重的经济结构被迫转型,崇儒尊孔奉朱的精神结构逐渐涣散,而这种种基因的嬗变受制于内外环境的变革压力。     

徽州方言对徽州民歌的影响

徽州民歌是在徽州文化土壤里萌生和发展起来的独具特色的地方传统音乐,是徽州人民根据当地生活实际创造出来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集中展现了徽州人民对生活的认知和情感。徽州方言是徽州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之一,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方言声韵、词汇、语法以及方言民俗文化对徽州民歌韵律、歌词、音腔、题材和思想主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徽州方言对徽州民歌的影响,有利于徽州民歌的传承与保护。     

徽州女祠初考

女祠特别是徽州女祠，是目前徽学研究中的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本文对女祠的诞生以及女祠的建构和运作，作了初步探讨。作者认为．徽州女祠出现于明末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松散、徽商兴盛和中国传统文化尊老爱幼思想的产物；徽州女祠以其建构形式和运作内容体现了封建社会末期女性的觉醒和社会变革时期的特点；徽州女祠这一活化石记载了中国妇女抗争与觉醒的早期珍贵资料。     

清代徽州民俗略论

徽州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处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区域。徽州文化的代表之一是其清代民俗文化,内容丰富且底蕴厚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民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至清代发展到鼎盛,其在保留古老徽州习俗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元素,内容更加丰富,特征愈为明显。众所周知,在历史的长河中,徽州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华大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在如何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徽州民俗文化,值得后人深思。     

徽州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读后记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是对徽州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手札收藏者方用彬是明嘉庆年间歙县文坛艺苑名著一时的作家.对手札作者籍贯进行分类,经统计分析,说明作者多为南直隶(现南京)人,多为微州人,多为歙人,多为方、汪、吴三大姓.反映方用彬同诸亲友在银钱借贷、以物当银、文物交易等经济来往和在诗书画和篆刻等文化方面交流,以及与各方名士的文化交流,反映徽州文化与祖国各地文化的交流.这批手札在研究明代书法、篆刻艺术上颇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