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天人和谐”的中国古代法律观念

“天人和谐”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最高目标。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法律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天人和谐”的法律思想予以分析 ,说明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上 ,诸如立法、司法及审判 ,都在印证着天与人相和谐的法律观念。     

从老子道法思想探寻民间法律资源的合理性

老子提出的“道”的概念对中国法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道家对古代法的贡献在于其独特的法价值取向,其道法自然的本体论衍生出万物遵循自然法则的阴阳和合思想,在治国方法论上则表现为无为而治的怀柔政策,这就为中国古代法律多元化结构创造了发展空间,为各种民间法律资源的生存与适用提供了合理性解释.     

孔子法律目的说析论——兼议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

孔子主张 ,法律的目的是“和”。这一法律目的说与他的“仁学”精神是一致的 ,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合”观念相吻合。孔子的法律目的说是其法律思想的核心 ,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一学说虽然存在缺陷但也有合理因素 ,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中国接受进化论思潮的“向内转”

进化观念自西方引入以来,在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思想史上的多次理论论争与新的学术命题的产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之相关联。经过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观之后,近现代中国对进化论的接受逐渐出现了由注重生存竞争到关注人的内在精神创造的“向内转”倾向。这一转向是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创造性转化外来思想的结果,也是中国思想话语自主创新的范例。《东方杂志》《民铎》持续发表多篇翻译、介绍乃至研究进化观念的文章,对深入了解其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重要作用。青年宗白华是这一时期柏格森生命进化思想的直接接受者,他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五四”前后对柏格森“向内转”的进化观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思想结晶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围绕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对推动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讨论过程中对科学的反思、对柏格森生命进化的借鉴无疑强化了进化观接受的“向内转”,促进了“人的解放”现代思想潮流的发展。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接受进化观念的中国背景与中国立场,同时对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周公“德治”、“礼治”思想的法文化启蒙意义

通常我们在谈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治”思想的产生时,会将其归功于孔子。然而,经研究发现,“礼治”思想的主体来源于周公。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开创了中国礼乐文化之先河,也为中国儒家“礼治”法律思想奠定了基础。此外,周公确立的“德”以及“仁德政治”之观念亦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思想的起源。因而本文将着重介绍周公“德治”和“礼治”独创思想之产生,以昭示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启蒙意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演变及其中国化

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学、宗教等各种具体的意识形式,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生活过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马恩运用唯物史观对以往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扬弃的智慧结晶。后经列宁、毛泽东等理论家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为其添入了新的科学成分和指导革命实践的积极内容。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时期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航标。     

试论现阶段衡量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

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把有无财产和财产多少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 ,关于“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的论断 ,纠正了人们思想中的这一传统偏见 ;从三个不同层面提出了在我国现阶段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新的思想成果。     

培育法治文化的前提：“人治”与“法治”的再认识

中国的法治之路异常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从人治走向法治,尚未达到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因此,科学理性地辨析人治与法治,就成为培育法治文化绕不开的前提。 “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模式,所指称或表征的主要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原则和观念体系。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观念上尽快形成对法治的广泛共识,需要对人治文化开展强有力的批判,需要切实矫正各种违背法律规则的行为。     

试论晚清思想文化上封闭的表现及其影响

晚清思想文化(主要指思想文化观念)上封闭的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传统“华夷”等级观念的畸形延续;二是传统礼仪观念的恶性发展;三是传统“义利之辨”的愚昧坚持。晚清思想文化上封闭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造成近代中国长期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二是延缓了中国近代化(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时间;三是束缚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步伐。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中国法律观念近代转型初探

近代,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一些仁人志士大胆吸收西方较为先进的近代文明,不仅从器物上学习先进技术,而且还从思想上更新观念。与传统的法律观念决裂,选择近代法律观念,是一场深刻的法律思想变革。这一变革是中国法律观念的近现代化的肇始。     

一种对于《易》与“道”的解读——兼论荣格的共时性法则

共时性法则是荣格在中后期对潜意识等共时性现象的研究中形成的一个重要创见。荣格认为它是与自然因果律相对应相的自然法则 ,即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事件的意味深长的巧合 ,其中包含着某种并非意外的或然性的东西”。《易经》思想是共时性法则的集中体现 ,是解释共时性现象的原则 ,而“道”则是共时性法则存在的形上根据。荣格汲取中国古代《易》、“道”思想并对之进行了分析心理学的改造 ,从而建构起了其心灵的形上学     

北魏政权法律思想变迁析

北魏政权是我国古代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之一。北魏政权进行了九次之多的修律活动 ,它的每一次修律都反映着落后的鲜卑族在法律思想向汉家法律思想上的转变 ,北魏政权法律思想的这一变迁过程为落后的民族 (或地区 )向先进民族 (或地区 )的文化学习提供了光辉的典范。     

近代思想家对老子“守静”、“贵柔”思想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实现观念的变革,“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惰、俱怕变革、墨守陈规的习惯势力。”这不仅科学地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对观念变革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进步思想家们对老子的“守静”、“贵柔”等保守思想的批判,就是近代以来观念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起到了扫清道路的积极作用。回顾这一历史事实,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当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观念变革的关系,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都不无裨益。     

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的一个框架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一种前科学时期的进步理论,在古代取得了辉煌成就,不过在近代西学东渐中被精致证伪,被认为“落后”、“不科学”乃至被所忽略.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提供了分析和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的一个框架.既有的研究已经尝试从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环境和要素禀赋、科举制、阶级基础和政治裁度、文化和思维方式、道德伦理等角度给予解释.其中,经济伦理是经济思想的基础,义利之辩是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视角.建立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问题意识,解释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将有利于整体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洋务派的“科学救国”思想

洋务派认为中国挨打的根源在于科技落后,救国的关键是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科学救国”便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在“科学救国”思想的驱动下,洋务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对推动中国历史进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追寻历史的“活法”——法律的历史分析理论述评

法律历史分析理论主要探究法律的起源和历史沿革,以及法律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背景,揭示当前法律的制约因素及路径依赖,乃至为当下的法律提供权威的规则渊源。它的兴起与18世纪自然法观念及体系论思想的衰落、弘扬历史和人的个性的浪漫主义思潮的繁荣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从学科建制看,在欧陆国家,法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意义上的“科学”,始于19世纪的德国。德国当时的法学几乎是以萨维尼的历史法学为中心建构的。萨维尼同时提出了“体系”和“历史”两种方法,而“体系”又以“历史”为基础。这对德国法学…     

《现代教育理论》学习指要(二)

第三章教学改革与教学模式研究内容提要教学是学校教育的基本途径（或称“主渠道”），因而教学改革成为教育改革的“重头戏”。改革不是否定一切，而是经过辩证的分析与取舍，只革除传统教学中那些陈腐、落后、过时的东西，保留和弘扬那些有永恒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精华，这就要审视传统教学，辨其良等，识其优劣，再作取舍。这一章的第一节，首先就讨论了传统教学思想（包括中国、西方和原苏联的传统教学思想）的保留价值，以及传统教学在观念目标及行为三方面的误区。接下来，指出近十余年来我国中小学教学改革在范围上是全方位的，在热点和…     

重论胡适的新文化运动观

胡适曾多次表示他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来表述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体验与看法.胡适喜欢“中国文艺复兴”这个题目的起因来自《新潮》的英文刊名,而它的历史根据主要有三: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诞生是对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的“有意识”的复兴,这与欧洲文艺复兴类同;中西两个文艺复兴运动,都体现了“一种对人类解放要求”,反映了个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而中国人的思想或人性的解放,所凭借的强大精神武器应是“赛先生”即科学精神或科学人生观,与“德先生”即德莫克拉西或人文主义所结成的坚固思想同盟.胡适对中国文艺复兴的贡献是独特的,是不可取代的,然而他对其历史局限认识不清又是一种遗憾.     

皮尔士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开端

美国经典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例如“活的怀疑”“确立信念”“思想作为探索”“科学方法”“科学实在”以及“可错主义”等的起源和发展,在查尔斯·皮尔士的两篇早期哲学论文中得到重点的讨论和分析。思想过程作为信念的确立或知识的获得,不再是一种仅仅理论沉思的过程,而更是作为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探索程序和步骤。在经典实用主义看来,思想的本性在于探索发问,对出现的问题提出假设,实验验证或纠错,建立新信念。实用主义哲学展现出“美国哲学”如何从一种“在美国的欧洲哲学”的形态,发展成为一种“从美国来的哲学”。这也成为后来所谓“美国精神”的基础和蓬勃发展的20世纪美国哲学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