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及构成问题研究述评

1983年召开第一次“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以来,资产阶级问题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本文根据近几年发表的论文,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构成问题的研究进行述评,希望有助于开展讨论。什么是资产阶级?人们各说不一。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学者一般采用资产阶级的广义定义,包括自由职业者和中产阶级,而西方学者一般使用狭义的定义,只包括近代企业家。其实中     

社会学及其未来

作为一门公认的学科,社会学已存在了至少一个世纪,其发展经历了许多阶段。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等学者早期的著作具有真知灼见,至今仍受到关注。早期的学者抱着建立一门科学的动机去考察社会现象,我们有理由说,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在社会学的形成时期,实证主义盛行,自觉地关注一些跟科学有关联的价值,特别是客观性的要求也很普遍。     

明清小说“一以化多”母题的佛经文献来源

明清小说中的“一以化多”母题,常作为正邪斗法时英雄的分身术;民间非正统力量否定权威时的嘲弄和抗争;神奇兵器关键时的以毒攻毒法术。该母题来自佛教六种神通中的神变通,多带有“炫技”、“教训”的意味。中古叙事文学中该母题所展示的神通之法,启示了对特异之人形象的关注,宣扬和促进了西来佛教文化的传播。西晋时母题就被中土道教吸收,唐代华严宗的佛教哲学以此拓展了空间观念,该母题还世俗化而生成了“主题人物”。母题与远古时代生殖崇拜的“一中出多”信仰有关,也是一种重要的原始思维模式的文学展演。母题在明清小说中,偏重在瞬间的直观场面效应,掺杂了较多佛教斗法描写的影响。母题以其丰富的表现力和戏剧化场面效应,得到后世小说及外域小说的借重。     

茅盾早期的真实论

茅盾早年把“五四”的科学精神贯穿到文学中去,把文学与科学联系起来,也把文学的真实问题与科学精神联系起来。他说:“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的目的。”这实际上就是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五四”以来的进步新文学,正是依靠“真实”这个法宝击败了封建旧文学,     

佛教的因果观念

因果观念是佛教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 ,是佛教哲学的基本内容。佛教自产生时就对此问题提出了基本的看法。随着佛教的发展 ,后来的佛教思想家又对此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不断丰富这方面的思想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观念。本文拟对佛教因果观念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发展的基本线索进行初步探讨。一、佛教因果观念的最初形态佛教的因果观念最初是在批判和吸收婆罗门教的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具体来说 ,佛教早期的因果观念主要体现在其缘起理论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中 ,缘起理论是针对婆罗门教的梵一元论提出的 ,因果报应的思想则是在吸收改造婆罗…     

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

本文对上海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作了论述。作者认为,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是:古代上海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不占重要地位,仅在民间广泛流传。近代上海佛教除了寺院经济、佛教信仰和佛教仪札有所变化,弘传佛教的中心已由寺院转向新兴的佛教团体外,上海佛教不仅处于全国佛教的领导地位和发展中心,而且在整理古代文化、培养佛学人才和举办慈善事业等方面都起有一定的作用。     

牛顿的科学纲领

在近代科学的早期,大约从十六、十七世纪以后,机械论在科学中已相当地盛行了。这种机械论正好是与古代科学中的机体论相对立的。这是人类认知自然的方式的重大转变,它深刻地影响到各该时代的科学的形态:古代科学是机体论的,它力图对各种自然现象作出拟人化的理解;近代科学是机械论的,它力图对各种自然现象构建力学机制的模型,然后从力学原理中导出各类自然现象,或对各类自然现象作出机械论的解释。近代科学中机械论的典型表现是牛顿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中所表达的科学纲领。本文并不试图阐明从机体论到机械论这种人类认识方式重大转变的社会历史原因,而仅仅试图从正面说明近代科学中的机械论科学纲领本身。关于前者,作者将另文阐述。     

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与中国文化

历史上,浙江古代佛教学者几乎遍及中国所有的佛教学派和宗派,许多著名的佛教学者都属浙籍。他们对中国佛教宗派的开创与传承、佛教经典的翻译、注疏与创作、乃至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和文化的弘扬与发展,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促进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丰富中国古代文化和扩大中国佛教的国际影响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试论邪马台国的性质

邪马台国的性质问题,虽然不象其位置问题那样众说纷纭,但也是关于邪马台国问题论战的焦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学者之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邪马台国“发展到国家以前的过渡期的小国联合”(井上光贞语′);有的学者认为邪马台国是“以亚细亚共同体为基础的初期专制君主权力”(上田正昭语)。在我国史学界也有多种见解,有的说邪马台国是原始民主制;有的说是奴隶制国家;有的说是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等。本文主张邪马台国是带有普遍奴隶制性质的早期国家,以下试从社会、阶级和王权三方面述论之。     

尼泊尔佛教的传入问题

尼泊尔佛教起源甚早,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在尼泊尔卡皮尔瓦斯图县(古迦毗罗卫)的蓝毗尼园。释迦牟尼本姓乔答摩,名悉达多,相传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公元前565年出生(这是北传佛教的说法,南传佛教认为他在公元前624年出生),29岁出家,35岁时在印度菩提伽耶成佛,创立佛教。释迦牟尼虽是尼泊尔人,但他在印度创立佛教,因此,佛教何时从印度传入尼泊尔,则是个疑问,尼泊尔佛教界和学者们一直关心与研讨着这个问题。一在尼泊尔,人们为了说明尼泊尔佛教起源之古老,常引用尼泊尔往世书《苏瓦扬普史》     

佛教早期的“中道”思想

“中道”思想是佛教的重要理论，它虽然是在中观派出现后才在佛教中占有更为显要的地位的，但其最初思想的形成却很早。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它的发展贯穿整个佛教史。此外，佛教“中道”思想的产生与印度其他思想流派（先于佛教或与佛教同时出现的派别）也有不少关系。大乘佛教的“中道”思想是在佛教早期“中道”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因此，搞清楚佛教早期的“中道”思想，对理解中观派等大乘佛教的核心理论，从总体上把握佛教的基本学说，有重要意义。一、与婆罗门教哲学的关联佛教在印度不是最古老的宗教派别。在它之…     

无我:从谭嗣同到梁启超

无我是佛教的重要概念,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最早对无我予以关注和阐释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则将全部的佛教经典都归结为无我二字,并专门作《说无我》申明这一思想。谭嗣同、梁启超所讲的无我具有多重内涵:第一,从诸法无常的角度看,人处于随生随灭之中,没有自性。第二,既然人随生随灭,没有恒常不毁的自性,不能确指何时何处之我是我或者哪一部分是我,因此便不能固执地认定有我。第三,无我表明人的生命没有自性。在此基础上,两人提出了通往无我的具体途径:谭嗣同凭借慈悲的救世情怀,在佛与众生的平等中走向无我;梁启超通往无我的方案是超越作为个体的小我而融入作为群体的大我。谭嗣同、梁启超的无我思想尽管具有差异,却共同彰显了近代佛教的入世、救世功能,本质上都是一种救世的解脱良方。     

关于早期禅宗心性论的几点思考

中国佛教心性论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旨趣最为契合之处,也是中国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为最为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禅宗心性论思想在这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笔者试就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至六祖慧能几代禅师所倡禅法的变化,对早期禅宗心性论的发展、演变作相关分析;在诸师所提倡的修习实践方面,试着提出几点看法;并认为慧能的"自性是佛"等顿悟法门是在修正道信、弘忍,以及神秀等禅师有关心性论基础上,对《楞伽经》所崇奉之"如来禅"的本源回归。由此,以期为更客观、深层次理解禅宗早期心性论提供一种新的思维视角;为理清与早期禅宗心性论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近代"经今古文"学派与"荀学"

"经今古文学派"的对立,可以说是自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关于"经今古文学派"的研究和认识,近代以采可谓是鼎盛时期,但却很少涉及今、古文学派学者针对"荀学"不同态度的角度来展开研究问题.鉴于"经今古文学派"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应该从经今古文学派对于"荀学"的不同态度出发,深入探寻近代今、古文学派学术研究的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     

民国佛教的医药慈善研究

民国时期,佛教逐渐复兴,施医送药等慈善方式是民国时期佛教服务社会、走向复兴的重要路径。当时佛教医药慈善团体从其慈善公益活动的内容上看可分为施医送药、培养医药人才、改良中医和临终关怀等几种类型。这些医药慈善团体以济世悯贫、振兴佛教为宗旨,为近代医药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能为当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     

财政周期和清代的低水平平衡:比较分析（英文）

晚近西方部分学者对清代国家的研究,试图从财政体制和军事扩张的角度,强调1800年前的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似之处。本文对此提出质疑。文章首先考察了清代自1640年代至1850年代的"财政周期",指出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确与边疆战事相关,但后者对清代国家的税制和整个官僚体制的影响极为有限,这与对外战争和领土扩张在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形成鲜明对比。     

觉音的《清净道论》及其禅法

斯里兰卡是与印度隔海相望的岛国,是佛教向亚洲南部传播的第一站及中心地。自从公元前三世纪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后,很快风靡这个岛国,建立了南传巴利语系佛教。印度一代又一代的虔诚僧侣渡海来到这个岛国,大批的佛教经典源源不断地被传入斯里兰卡。在那里产生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论著和注疏,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佛教僧人与学者。觉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南传佛教的最大注疏家,对发展上座部的佛教理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弥勒信仰与人间佛教

弥勒信仰是我国佛教净土信仰中的重要一支,自道安法师至近代的太虚大师等人绵延不断。弥勒信仰与中国佛教中唯识宗、天台宗、律宗、禅宗等宗派都有紧密关系。弥勒信仰以持戒、修善、礼敬弥勒而往生兜率净土及与释迦、弥勒接缘等弥勒下生得度为核心。人间佛教自太虚大师提倡起就与弥勒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关注人生、入世修行和建立人间净土的人间佛教在思想的内在理路上与弥勒信仰深度相关。同时弥勒信仰也是人间佛教的一部分,弥勒“布袋和尚”的形象是人间佛教的一种象征,表达了人间佛教宽容、乐观、亲和的特点。佛教中的弥勒信仰在现实中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古代印度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问题的探讨

本文力图通过印度古代诸生产形态及其解体过程的分析,对印度古代社会的性质及其同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提出一点看法。但由于资料缺乏以及个人水平所限,有的问题尚难以做出明确的结论,错误和不当之处也在所难免,希同志们谅解和指正。一、奴隶制生产形态及其衰亡古代印度存在奴隶制度,这是多数学者所承认的。早在梨俱吠陀时代就有了奴隶,但主要是家庭奴隶。至佛教兴起的列国时代(约公元前6—4世纪),家庭奴隶制盛行,这在早期佛典     

隋唐佛教“宗派问题”再辨——兼对隋唐佛教不存在宗派说的回应

隋唐以后中国佛教以“宗派”为主要存在形式,这在学界一度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但关于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时间、宗派数量、特征以及各宗的形成问题一直异说纷呈,到20世纪末,甚至有学者质疑隋唐“宗派”的存在.这些讨论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有积极的促进意义；但是对“宗派”存在的质疑,不仅是对中国佛教史上隋唐以来佛教存在方式的历史事实的省思,而且是对百年来佛教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路的挑战.本文在分析“宗派”问题质疑依据和产生原因的基础上,认为对隋唐佛教“宗派”存在及其存在方式的重新厘定,需要就“宗派”描述对中国佛教的适用性作出回应.而“宗派”是否适合描述中国佛教隋唐之后的生存状态,首先在于中国佛教在隋唐之后的发展,是否具有迥异于六朝佛教的态势；其次在于“宗派”能否概括和说明这种总体发展态势.对隋唐佛教“宗派”存在方式的认识,要考虑到佛教宗派形成的过程性.宗派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还处于一个建设期.顺应着中国佛教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是一个冲突和会通并存的过程,以会通化解冲突,成为隋唐佛教宗派发展的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