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先进文化 构建和谐网络媒介环境——关于网络恶搞现象的思考

"恶搞"是一种以文本、声音和视图为表达方式,以消解取材对象元价值为指向的当下流行于网络的特殊现象.一段时间以来,网络恶搞带着伪"文化时尚"的面具,利用了网络媒介丰富的表现形式,并借助Internet的交互性、快捷性、广泛性,在Internet上大行其道.通过对当今人、事的恶搞、对流行、热门元素的恶搞、对古典名著的恶搞、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对道德、传统、法律的庄严进行了解构和消解.本文从网络恶搞现象的存在、认识及判断入手,提出加强网络文化的规范化管理、立法和监督;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唱响主旋律,构建和谐的网络媒介环境,使网络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集聚地和传播地的主张.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

文学艺术界关于"红色经典"经典地位的学术争鸣正在继续,本文试以经典一般所应具有的经典品性为参照系,着重论述"红色经典"的超越时空性、内涵普适性以及民族文化史诗性特征,进而说明"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也以此与陈思和教授等对"红色经典"持质疑态度的学者相商榷.     

说"恶搞"

"恶搞"是最近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种创作方式.本文把考察点放在对"恶搞"的解释来源和解析上,并具体辨析了"恶搞"和其他两个相似概念"仿拟"和"戏仿"的异同,对不良恶搞一定要坚决抵制.     

网络恶搞：仪式下的狂欢与抵抗——基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分析

恶搞是当前流行的网络文化.文章通过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从内、外两个维度分析了恶搞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从内在维度看,恶搞运用戏仿的技巧,体现了浓厚的狂欢色彩;从外在维度看,恶搞运用了拼贴的手法,表现的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但是,无论狂欢还是抵抗,都仅仅是一种仪式而已,网络恶搞的实质是在解放的旗帜下宣泄生命的冲动.     

影视商业化与英雄情结——再谈"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的英雄人物

电影和电视剧的商业化运作是中国影视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因此,中国影视的商业化环境和制作也处在一个过渡和完善的阶段.于是,影视创作相应地出现了一些浮躁、生硬和幼稚的现象,"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中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就是一个例证."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热潮的掀起除却"红色"招牌、经济利益之外,更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原因,那就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英雄情结.一些不成功的"红色经典"改编在审美文化判断上出现失误,把商业化运作和英雄形象对立起来,伤害了观众的感情.事实上,影视商业化与英雄情结、英雄形象之间存在着共生共荣关系,"红色经典"的英雄神话带有一定的商业类型特征,完全有可能把"红色经典"中英雄人物的政治神话成功置换为商业神话.从影视商业化的规律看,商业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从来不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而是巧妙地包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试论红色经典的传播效果

从传播学角度对红色经典及其文化现象进行解读,是深入研究红色经典的重要方面.红色经典自诞生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传播阶段: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之前(1949-1976年)为第一阶段,"文革"结束至80年代末(1977-1989年)为第二阶段,1990年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传播效果分别可以用子弹理论/强大效果模式、有限效果模式和适度效果模式加以描述和分析.衍生文本的盛行,是红色经典传播中的突出现象.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恶搞电影"的法律边界

在互联网时代,山寨"恶搞电影"以其模仿特质借助网络助推,迅速成为一种大众流行文化.然而,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恶搞电影"产业整体也面临一定的制度空白.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运用博弈理论、参考美国恶搞产业的发展路径及其立法进程,可为我国新型山寨恶搞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若干启示.     

"网络恶搞"的后现代意蕴

从后现代哲学视角看,"网络恶搞"不是偶然的,不会因为网民的欢呼而被每个人所接受,也不会因为网民的厌恶而消失.在今日,它的影响早已超出了网络,成为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网络恶搞"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也成为一种潮流.这实际上反映了哲学的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转向.对待"网络恶搞"态度就是对待后现代的态度.     

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是如何被改写的--以《红旗谱》为例

作为"十七年"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红色经典",从发表至今,对<红旗谱>的阅读、批评和接受应该已经"经典化",但仔细考察文本,就会发现<红旗谱>这样的"红色经典"依然给我们留下广阔的阐释空间.本文关注的是<红旗谱>如何改写现代文学传统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谱系的书写以及这样改写的意识形态背景.事实上,许多"十七年"的"红色经典"都存在对于现代文学传统改写的问题,本文虽然只是一个个案的审视,但希望借助这个个案为"十七年"文学研究提供一点启示.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