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众文艺概念的阐释

大众文艺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对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却从来没有一个确定的涵义。对大众文艺概念的阐释,关键是对大众的内涵进行界定。大众概念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不同内涵,决定了大众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审美品格的不同阐释。     

大众文艺分层结构之动态变化

立足于大众文化视野的大众文艺,同样具有大众文化的分层演进式特征,从文化分层角度而言,可以分为通俗文艺与精英文艺。两种分层文艺类型在主体的接受背景和审美经验存在差异性的同时,都是为了满足不同大众的精神愉悦和文化消费需要,因而它们具有从俗的共同性或共通性。大众文艺作品及其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方式正在悄悄发生着改变,大众化的通俗文艺与高雅的精英文艺此消彼长、盛衰更替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

鲁迅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虽然已于1936年离开了人世,但其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性的存在,仍然在延安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精神核心的作用。正是在延安时代,鲁迅的新文化"旗手"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开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随着鲁迅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弘扬,在延安曾一度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为圭臬的文艺思潮。但这股以"鲁迅"为标志的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却遭到了同样尊奉"鲁迅"的权威话语的强力阻遏。这一冲突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坚守鲁迅启蒙主义精神的萧军和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胡乔木关于鲁迅道路的"发展"或"转变"问题的激烈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借重了"鲁迅"这一资源,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方式,实现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新的阐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这不但启动并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五四"启蒙文学向延安"工农兵文艺"的重大转型,也由此形成了一套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文学阐释话语系统。     

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我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观及其"四阶段论"

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20世纪中国文学先后掀起了四次文学潮流,即"清末民初启蒙主义(思想)改良主义(语言)文学新潮"、"五四新文学潮流"、"工农兵文学潮流"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潮流",彼此各有特点而显出其不同的阶段性,但都共处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之中,有着共同的对于科学、民主和人的解放不断追寻的现代性特征;其中"五四新文学潮流"及其传统的接续,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革命意义,不仅规范着"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也标示着它启蒙主义、民主主义的基本性质.回顾一个世纪的文学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源于启蒙,兴于启蒙,衰于脱离启蒙向"政治文学"的演变;取得经验教训之后,最后又回归启蒙,复兴于启蒙和科学民主的继续追寻.这样看取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才能深刻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及其经验教训,正确把握其主体倾向和基本性质,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和研究大大深化一步.     

论老舍对通俗文艺的两次选择

抗战初期和1949年回国之初,老舍先后两次选择了通俗文艺。这两次选择都是文学场塑造的结果,其中的差异还是明显的。在抗战初期,老舍自觉地选择以笔为枪,重视通俗文艺的宣传效果,从事通俗文艺实践。但在1941年,老舍对通俗文艺实践做出了清醒的反思,明确宣示不再从事通俗文艺的写作。这一反思是老舍习性的自然外化。1949年老舍回国之后,很快接受了新中国文学场的安排,重新从事通俗文艺的写作与组织工作。他的这一次选择与当时新中国文学场正在建立的一体化权力结构密切相关,显示出他在高度规范化的文学场域中的现实策略。     

启蒙主义语境中的存在主义选择——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

从五四伊始有关现代性的话语建构都和启蒙语境紧密相连,在20世纪中国"启蒙"与"现代性"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而存在主义蕴含着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维度——人文主义的话语诉求,因而成为20世纪中国启蒙主义的结构性要素。显然,从存在主义之维介入人本主义之域是理解文学启蒙叙事的要径。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大致历经了五四时期、40年代左右、80年代以来的三次创作高峰,并呈现为"文学与个性独立"、"文学与自由诉求"、"文学与本体性存在的体验"的历时性阶段。质言之,在启蒙主义语境中把握存在主义文学的生成和演化进程,并将其视为一种世纪性的文学思潮正是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逻辑发展所致。     

论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与个性主义的流变

与西方启蒙精神比较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以及作为其主要内容的个性主义,由于受到主情任性的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片面强调了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缺乏西方启蒙精神的理性要素与自律意志,这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启蒙精神及个性主义始终处于不健全、不成熟的状态。"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阐释后,逐渐汇入破坏旧秩序的革命精神洪流;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巴金、路遥、莫言等人的文学表现,日益转化为蔑视规则的痞匪之气。总之,百年来的中国启蒙文学,仍是未竟之业。     

延安文艺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延安文艺承续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启蒙精神,在左翼文艺理论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讨论和实践了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化问题,通过对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不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近现代以来文学为大众的目标,而且使新文学的发展重新接续到了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延安文艺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经验的集大成,是中国新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没有背离或者中断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启蒙·革命·规训——“文艺大众化”考论

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绝非是单纯的文艺议题,其背后是知识者探求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和实践活动。因而,对于这个议题的清理和辨析,必然涉及到"文艺大众化"最基本的相关要素,如"谁是大众"、"谁来大众化","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等,而透过这些相关要素的勾连和清理,就会发现其间隐藏着复杂的内在生成机制——"大众"身份由"底层阶层"向"阶级属性"突进,知识者的立场由"启蒙的大众化"向"革命的大众化"转换,大众化的"民族形式"演化为以"民间形式"出现。透过这些线索的梳理与追问,可以发现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运作和意识形态指涉,从而可以发掘出"文艺大众化"的具体内涵、文本形式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抗战时期的民族文艺运动

在抗战时期,曾经出现一个多方面力量广泛参与并形成一定规模和声势的民族文艺运动。官方试图将其引导到文化统制的轨道上去,但由于众多自由文人和进步文人的参与,这一运动已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上。具备了民主主义、启蒙主义、国际主义等新的质素,没有重蹈30年代初期的“民族主义文艺”和30年代中期的“民族文艺”的覆辙,官方的图谋因此落空。     

“五四”前后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审美主义文学思潮与启蒙主义共生。＂五四＂及其以前,王国维、蔡元培、周作人从不同侧面奠定和回应了审美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化观。＂五四＂期间及其以后,创造社、新月派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使审美主义进入文学实践领域,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渊源之一。     

新世纪中国文学与文论发展前景展望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论由于偏离民族文化的源流,在欧美文学理论的强力挤压下近乎"失语".本文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新世纪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发展策略和前景展望,即立足民族传统文化基石,批判性借鉴外国文学理论,兼顾全球化语境文化氛围,以民族性、原创性和现代性原则、以宽容的文化心态和普世性价值观重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重塑民族文学新形象.     

20世纪中国作家的形式感论纲

以20世纪中国家作家的小说创作为考察对象,纵观近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形式发展变化,论述20世纪中国作家的形式感追求、小说创作实践、文学表现形式在新世纪的发展可能性,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和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点与得失,以及作家在艺术探索道路上付出的艰辛和走过的漫漫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述”与社会关切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述”呈现出三种方式：“底层”被视为待启蒙的对象．“底层”被作为民族生命力的源泉或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底层”被当作政治动员的对象和推进革命的主体。这三种方式的交织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基本发展脉络之一。     

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流转与裂变

在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兴起的背后总有一定的政治动因;另一方面,大众文学又常常被视为文坛的另类,受到正统文学的挤压而被边缘化。后新时期的大众文学出现了四个方面的裂变,即受众的普遍化、生产的工业化、载体的传媒化、品格的时尚化,这些裂变也可以表述为消费的社会化、生产的商业化、文学的娱乐化、审美的生活化。这些变化促使大众文学演变成一种典型的文化产业。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探寻——从维新变法看中国现代文学变革的趋势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学界普遍认为始于五四文学革命,但是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学者通过多方面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纵观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进程,处在世纪之交的戊戌变法运动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它的出现对于文学的变革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这一时期文学变革中所蕴含的现代因素不难发现,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至维新变法是有依据的,并且能更进一步拓展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论20世纪西方通俗文学的审美特征

通俗文学长期以来被当作“亚文化”而不受学界的重视,但通俗文学和纯文学却是同源所生,渊远流传。进入20世纪以来,通俗文学更因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曲折生动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等一系列独特的审美特征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迎合了文学市场的消费需求,使通俗文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市场繁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