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单位时代传统单位制社区重建问题新解——基于山东济南某国有企业单位社区的考察

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城市社区发展开始了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工程便是"社区建设".这一工程的实施是建立在传统单位制社区业已解体且不具备城市社会职能的理论预设之上的.但实际上,部分单位制社区并没有随单位体制的瓦解而骤然消解,而是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之后仍然继续作为城市微观生活组织的社会空间基本单位,因此,单位制社区不应被简单地排除在社区建设的规划之外,而是应从其发展的现实和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实现对这一社区的改造和重建.     

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

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是单位制、户籍制和“街-居制”构成的城市管理制度结构的松动,社区建设全面启动。使城市居民的身份、城市基层的社会整合方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由于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区最现实的生活层面相遇。由此便引伸出了一些问题,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是怎样的?其内在逻辑何在?为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上海城市的一些基层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来揭示最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单位制"变革与城市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

"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在完全的单位体制下,城市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受到了国家的严格控制,整体呈现出一种平均主义的特征.随着改革的深入,一方面,单位组织在分配国家资源方面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单位组织的利益型特征逐渐突出.单位组织自身的状况(内生性因素)以及其与社会的联系(外生性因素)成为影响城市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在单位制变革的过程中应当控制过高的贫富差距,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大政府与小社会”——街区权力组织建构解析

社区组织建构的宗旨是“小政府与大社会”，即社区整合与社区发展的现代化。而我国目前街区组织建构的任务是承载社会分化的大量社会性职能以及带有问题转嫁性质的政府行政职能，街区权力组织要在“单位制”趋于瓦解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基层政权，政治性目标优于社会性目标，成了“大政府与小社会”，其直接后果是社区的“虚拟整合”与社会形象发展现代化目标的难以实现。     

"单位人"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H厂的个案考察

近年来学界关于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的研究往往运用源于西方社会一般性的集体行动理论展开解释,忽略了单位制背景下单位人特殊的角色扮演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通过对东北老工业基地H厂的个案考察发现,国企工人有着区别于一般社会人的单位人身份,其行动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单位化的行动。对特定社会结构空间的考虑可以弥合集体行动研究中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不同取向的差异,故一方面,典型单位制共同体式的传统与其分化中的变异构成了这些行动的历史背景与空间条件;另一方面,国企工人在多次的集体行动中也形成了应对国家与市场的行动秩序,不断瓦解着曾经引领共同体辉煌的集体意识,并预示着典型单位制走向终结的命运。     

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的重建

对“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的重建”进行关联性的分析表明,社区与单位之间存在一种预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关系可能的“制度复归”现象,城市社区重建之症结即脱离单位制框架的束缚,使社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重建在最深层、最本质的意义上将关涉到中国社会从何处获得自身发展机制的问题。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资源、权威与社会认同困境——以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为例的分析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内外交加”困境是在由单位制时期向后单位时期转变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通过对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在成立和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分析发现,这些“内外交加”的困境表现在: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着组织资源匮乏、组织权威失效、社会认同度低下等方面.而社区民间组织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忽视、社区民间组织自组织化的“弱视”以及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漠视.要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就必须在政府层面上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规划及相关制度建设,以提升与社区民间组织“合作共强”的能力;在社区民间组织层面上,要规范其活动行为以增强组织权威;同时还要动员各种社区力量参与到社区民间组织中以改良其发育的土壤.     

浅谈"以人为本"的新型社区文化构建

社区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基本构成单位,其文化层面上的架构和完善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满足人性中对于文化的追求以及生活中的精神需要,人们对于社区文化的要求已经在向更高的层面上追求,要求适应社区的特有文化氛围和格调.因此,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型社区文化成为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本文从新型社区文化的认定;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型社区文化之必然以及构建"以人为本"的新型社区文化之理念与实践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以期对其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     

转型期城市基层社区社会资本的重建

本文将颇具争议的社会资本理论引入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区研究中,进而探讨伦理本位的关系网络结构对社区社会资本构成的型塑.繁荣的社会资本不仅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持条件,也是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指向.作为衡量单位制解体后社区公共空间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社会资本存量在社区管理体制行政化"惯习"约束下,普遍呈现出缺失与脆弱的特点,需要通过组织行动和制度建构的途径进行重建.     

基于社会资本提升的收缩型城市“后单位”社区的治理创新路径——以黑龙江省S市L社区为例

当前，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即是市域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达成。随着部分收缩型城市遭遇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会要素消解的持续挑战，其原本依托单位组织的“后单位”社区治理也随着单位制解体而产生诸多困境。作为社区动员和治理实践的关键因素，“后单位”社区的社会资本由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扩散至社区，其内在的变迁逻辑恰与单位制度变革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机制变迁同步。基于此，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就需要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内外部的互惠、信任和互动的社区行动提升社会资本。通过创新社区管理机制、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优化社区软硬件环境等举措协同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进路。     

社区多元化与社区整合问题：后单位制阶段的社区建设——兼以一个社区网的实践为例

社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多元化倾向。单位制解体之后,从社区实践上看,中国居住社区也是一种多元社区。而继单位制之后,这种多元社区的社区整合缺乏制度和组织基础。社区参与和认同不足成为中国社区建设的瓶颈。弱关系理论提供了一条社区整合的路径。社区网的发展成为信息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大力发展社区组织,促进社区弱关系的形成,进而促进社区认同的新的尝试。     

城市社区建设管理的体制缺陷与创新构想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渐过渡,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整体的深刻变化,“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在形成。这就带动了由“单位制”向“社区制”、“国家制”向“社会制”等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从而推动了我国城市社会变迁的进程。对于社区建设和发展而言,传统街道式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一、体制创新是城市社会变迁的本质要求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居民以单位为其社会空间的组织基础,单位是控制和调整整个社会结构的中枢系统。在单位体制下,国家、单位和个人之间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单向直线式关…     

我国社会组织协商发展研究

从清末民国时期社会组织的萌芽与形成,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组织协商的逐渐推进,再到改革开放至今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社会组织协商经历了较为长期的发展历程。如今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社会组织协商也已经成为关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密切相关。但我国目前的社会组织协商仍不完善,在政府重视程度,社会组织本身以及民众了解程度三大层面上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我国社会组织协商发展进行研究,探索一条使其良性发展道路具有科研和实践两个层面的重要价值。     

城镇退休职工从单位养老模式向社区养老模式的变迁

单位制的部分解体、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断弱化等一系列的外生因素使单位养老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促成了对养老模式的根本变革。纯粹的单位养老,过渡状态的社区养老,完全意义的社区养老则是目前出现的比较复杂的养老模式的局面,社区养老对单位养老的渐进替代是可供选择的变革路径之一。制约退休人员实行社区养老的因素,既有制度层面的问题,也有社会层面的问题,还有观念意识层面的问题。通过比较分析,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增加财政投入,渐进式推进改革,减少改革过程中的摩擦是由单位养老转向社区养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互动:互补与镶嵌——基于行动者的视角

国家权力在社区的纵向深入使得国家和社会这两种力量交织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种不协调因素制约着社区的良性发展。社区建设需要回归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到社区的各类行动者身上。在社区建设中,党组织、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是主要行动者,通过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过程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层面的互补与镶嵌,并达致"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理论构想得到了杭州市XY街道社区建设实践的经验检视。     

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以治理与善治为视角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从管理发展到善治,必须在建立健全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框架内,社会组织才能得以发展壮大;实现社会治理与善治的理想状态,需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革,而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确立也必然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历史进程看,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因而也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从管理向治理与善治转型,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逐渐适应现代治理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只有全方位的实施管理体制变革,才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治理达到善治.     

社区托育服务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建构路径

社区托育服务是实现普惠托育服务扩容，提升托育服务可及性的重要思路。社区托育服务共同体是有效供给社区托育服务的重要载体，可以从价值、功能与结构三个层面进行系统审视。在价值层面，社区托育服务共同体呈现出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增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包容性、完善全面三孩政策配套性的三重价值意义。在功能层面，社区托育服务共同体综合需求整合、资源落地、空间建设和组织管理等功能于一身。在结构层面，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基层社区等构成社区托育服务共同体的基本结构要素。社区托育服务共同体的建构路径可以从功能层面资源共享、结构层面服务共建、价值层面责任共担三方面入手，促进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政社分工与合作:社区建设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社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以及"单位制社会"的解体,社区建设开始逐步展开.现行的社区建设体制,是政府改革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果,但它仅是政府内部行政权力与职能的重新分配,只有行政性没有社会性,并未改变"政社不分"这一传统社会体制的结构性缺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阶段,该体制已难以承担社区的社会发展、社会民主、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的制度角色,必须通过社区建设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积极培育民间社会组织,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努力构建现代性的、政府与社会的分工合作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