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与“徐庾体”的关系

“徐庾体”是诗文并指的文体概念，它一定程度地促进和激励了庾信文学创作上的艺术追求，客观上奠定了庾信“集六朝之大成”之文学史地位的基础。“徐庾体”的创作规范养成了庾信深厚的艺术底蕴，所以，当庾信的生活环境、思想感情发生变化时，他才能创作出撼动江关的暮年之作，才能成功地将北方的文学风格融入自己原有的南朝文学风格中，使它们相得益彰，从而创造出使后代人推崇备至、影响深远的作品。这样，庾信则又由于“徐庾体”奠基之功，使他在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造成超越“徐庾体”的事实：集六朝之大成，启唐人之先鞭。     

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庾信辞赋及其辞赋观的先导意义

历来对于庾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诗赋作品的评价以及关于庾信本人行迹的考辨等方面。事实上,庾信的辞赋观念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庾信前后期的辞赋创作,分析了庾信的辞赋观念,指出:庾信前期的赋学观念,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汉赋作家曲终奏雅的套路,对辞赋的讽喻功能尚有一定的体认。而他后期提出的“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说,则体现了他对往代文体的清醒反思。“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反映了向诗之现实主义、骚之发愤抒情传统回归的趋向。     

庾信碑志文浅议

在唐前碑志文学发展史上,庾信是继蔡邕之后的一位重要的碑志创作大家.庾信继承了蔡邕的碑文观,认为碑文的职能以记功颂德为主,且重视碑文称功颂德的等级性.在碑志文创作上庾信虽然仍守"蔡氏矩矱",但也体现出了新变.他将浓郁的悲情引入碑志文创作,并成功地在碑志文中运用了"鹤"、"松"等意象,为悲情的生发营造适合的氛围.庾信的碑志文创作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位骈体宗匠高超的骈文技巧,又善于将骈体与散体有机结合起来,使碑志文的文学性大大增强.     

论黄庭坚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伟大的诗家,其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黄庭坚将庾信作为"忧愁诗人"的典范,肯定庾信的"乡关之思",以之为"凌云健笔"文风质素,他常自比庾信,阐扬庾信"哀愁"精神;黄庭坚承传了庾信"抒写性灵"思想,在创作上主张"吟咏情性",通过书写净化苦闷心灵,释放人生怨愤,调和社会矛盾,做到"哀而不怨";黄庭坚自觉论析和实践庾信"诗法"技艺,将庾信诗赋定位为"不使句弱""不使语俗",肯定庾信诗赋"清新""气韵深稳""有趣",篇章"可为楷式",创作时不少字、语词、句式乃至意象、典实等均从庾信处继承和袭用,并在庾信诗文的基础上,通过"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方式,变化生新。     

庾信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

庾信生活在动荡的南北朝后期,以文学才能深受梁、西魏和北周朝庭的优遇。他早年出仕的梁是一个热爱文学的朝代。在文学上庾信与徐陵齐名。但有些诗因写得“浮放”、“轻险”而被一些人称做是“辞赋之罪人”。由于战乱,他前期的诗文都不复存在了。出仕西魏后,生活经历的丰富和对人生的深刻体验,促使其诗文“绮艳”、“清新”、“老成”。如杜甫所言:“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辞赋动江关”。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     

徐庾骈文论

徐陵、庾信在骈文创作上完成了形式美所需要的各种人为的功夫，达到了向这个方面追求的最可能的高度。他们虽然同为骈文宗师，创造了骈文艺术形式美的典范，但—人在创作上各有所长。废信以言情为长，徐陵以说理见胜。庾作骨气端翔，声情顿挫；徐文铺列锦绣；丽采英发。徐陵总体上成就不如庾信，但毕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除庾信之外任何一个骈文家都不能比拟的。     

庾信诗歌词复句法探论

字法句法的讲求是传统诗歌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魏晋以降 ,字法句法应用已有零星出现。庾信则有意地加以拓展 ,使之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一种稳定的表达方式。文章以词复句法为例 ,具体分析庾信积极的主观探索所取得的创作实绩 ,指出庾信诗歌这种新的创作倾向及实践对后世字法句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期弥补文论对六朝、尤其是庾信字法句法成绩认识的不足。     

庾信乐府诗的民族融合景观

庾信的乐府诗生动地描绘了南北朝时期多民族融合的生活图景。庾信的乐府诗以其仕北生活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乐府诗虽以汉文化为主导,但"胡音"因素已然不自觉地渗透到其诗作之中,少数民族的生活与事物构成前期乐府诗独特的文学意象;后期乐府诗以"胡汉交融"的多民族文化为创作背景,丰富的民族生活无疑激发了庾信的创作热情,他将自己纯熟的声律理论与多民族生活紧密结合,创作出特有的民族融合的文学景观。     

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

宋人言诗之风大盛,两宋诗话中有逾30种诗话论及庾信及其诗赋,代表了宋人对庾信诗赋的接受程度。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探讨庾信诗赋的写作技法、比较论析庾信与其他诗人的写作优劣：二、考察唐以来诗家接受庾信的表现、摘赏庾信诗歌佳句,推溯“徐庾体”的渊源流变及评鸷庾信诗赋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创伤记忆与庚信后期的创作

庾信一生曾经历两次大的灾难,侯景之乱与江陵之祸,这成了庾信一生中永远也抹不去的创伤记忆,也是他创作中一再重复的主题.创伤记忆造成了他认知上的异常与敏感,使他的创作张力始终保持不衰,也是"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动力所在.     

朱生豪之译者生态研究

朱生豪是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朱生豪译本在中国莎学史、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
工程。本文以译者生态理论（对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之所以被称为翻译家的动态研究和静态描述相结合的理论）为
视角,深入追溯朱生豪的生平,从译者生成论、译者角色论、译者翻译论和译者接受论四方面探讨朱生豪的翻译活动,
既研究了其自幼天资聪颖、受过良好教育和兴趣爱好广泛、热爱莎剧、翻译态度严谨认真等个性特点,也探讨了其在事
关中华民族文化尊严的特定社会环境（抗日战争时期）下翻译莎剧行为的深刻社会背景。朱生豪的翻译生涯表明,翻
译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个人事业,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由译者自身、社会及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以及译
文读者、观众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浅议克雷夫科尔作品中的乌托邦思想

本文介绍了美国殖民主义时期的作家克雷夫科尔的作品———《来自美洲大陆一位农场主的信件及美国 18世纪见闻札记》 ,分析了克雷夫科尔的乌托邦思想的形成原因 ,并探讨了克雷夫科尔在国家尚未完全形成的前提下构想的理想社会失败的原因。     

方玉润著目考略

方玉润是清代著名诗经学家,其《诗经原始》一书对后世诗经研究影响极大,但学界对其生平思想及著述情况的系统研究一直付之阙如。详细考辨方氏生平著述,对廓清其生平及学术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青年马克思政治思想分析——以博士论文和《莱茵报》论文为例

本文通过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的主要文章分析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政治思想主要是追求自由和民主。具体在博士论文中是通过高扬个体的自我意识追求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寻求定在之中的自由;在《莱茵报》时期是通过争取出版自由获得精神自由,追求理性国家和法,反对宗教专制的束缚,反对私人利益对国家和法代表的普遍利益的侵犯。笔者希望通过对文本的分析,理清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内容、逻辑线索和思想来源。     

《从军行》创作探源

自古以来有许多文人以军旅苦辛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从军行》作为一种传承至今的创作题目,在文学作品中大量涌现并广为接受。阅读这类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从军行》自诞生以来被不同时代的作家和诗人竞相仿效,创作出许多抒情迥异、表意不同的文学作品。以下试从源头上对这一乐府诗歌最早之作者进行考证和探析。     

论列宁的思维方式

列宁虽然没有专门的关于思维方式的著作,但其深刻的思维方式蕴涵于他的著作中,并体现在解决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列宁以其具有时代特色的思维方式,创立了关于如何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列宁思维方式对苏联改革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对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深刻的影响。     

守望和谐——论袁仁琮小说的价值取向

侗族作家袁仁琮的小说创作有明确的价值追求。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界，前期的作品一体化的痕迹比较明显，后面的作品则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尽管九十年代后作家的创作环境宽松了，但袁仁琮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他的小说中，他关注弱势群体，致力于社会和谐，严以律己，脚踏实地地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奉献才智，自觉地充当着和谐社会守望者的角色。     

萨都剌词的色彩艺术探论

萨都剌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他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七百多首诗词，其中词作虽然不多，但颇有影响，以至后人推崇他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萨都剌诗词中出现的大量描写色彩的词语，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可谓是“诗中有画”。文章从萨都剌数量虽少但却充满色彩感的词作之中，初步探讨萨都剌作品的色彩艺术。     

托马斯·哈代小说中的哲学思想探析

托马斯.哈代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很大程度归因于他在小说中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分析反射出的哲学思想。本文以托马斯.哈代的小说为基础来分析其小说中深厚的哲学思想。     

民国诗话中的元好问研究史料发覆

民国诗话中有大量关于元好问及其作品、诗论和接受现象的记事、评论性文字。它们是研究元氏及其作品的创作、流播和影响的宝贵资料，其中不乏发前人之所未见的观点，是元好问研究领域中尚待开垦的荒地，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内容主要包括总体认识把握、评论品鉴诗作、发掘诗学理论、探讨历史地位、琐谈杂议编著、考察接受现象和保存有关史料等方面。民国诗话是一笔蕴藉丰厚、价值可观的诗学遗产，其中有关文字从特定侧面反映了本时期人对元好问及其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它是元好问接受史上的重要链条，对现今元好问研究亦有相当的启发性意义，不容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