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

唐代任侠风气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一文化现象,并在创作本体与主体两个文化层面上影响了文学创作。任侠风气中表现出的对于勇武豪爽、建功立业、自由享乐等人生理想的追求,参与了文人人格理想、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构建。他们将侠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颇具时代文化精神的审美情趣,并由此带来了初盛唐诗歌创作的勃兴、咏侠诗风的高涨和中晚唐豪侠小说创作的繁荣。为唐代文学赋予了新的文学内涵和文化精神,使侠文化在唐代得到了总结提高和发展创变,完成了中国侠由史家立传到文人歌咏的过渡,在中国侠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化地位。     

唐代诗歌中的飞禽走兽壁画风貌

唐代的飞禽走兽壁画尽管因岁月的破坏无一幸存,且历代画史对此亦少有记录,但从唐诗留存的少量相关咏画诗作中,仍可窥见其大体艺术风貌:其一是唐诗所咏的飞禽走兽壁画均各自单独成图,其画地可考者涉及山东金乡、河南洛阳、河南方城、四川通泉、四川成都诸地,这说明了唐代的飞禽走兽画已成独立画科,且以鸟兽为题材的壁画流布广泛;其二是现存唐诗所咏的飞禽壁画主要有白鹤、苍鹰和猎鹘等,走兽壁画主要有骏马和雄狮等,且画面简洁,罕见花草林木衬托,这既反映了唐代画家崇尚阳刚之美的审美追求和祈求吉祥如意的人生愿望,也透露了鸟兽画初创阶段述志重于观赏的真实情况;其三是唐诗所咏的飞禽走兽壁画,无论是出自名家或无名画师之手,无不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由此可知写实性绘画系唐代画家们普遍追求的艺术准则。     

从唐诗柳意象看唐代士人审美趣尚

唐代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重要发展期,长期以来,人们对唐代审美文化的认识有笼统、片面的倾向,一提唐代,人们马上想到的便是盛唐的雄浑之音、壮丽气象,对雄浑刚健之壮美的崇尚及以胖为美的女性审美观,而忽略了有唐一代崇尚阴柔的风尚。透过唐诗柳意象人们可以窥探到唐代士人对阴柔美的崇尚、刚柔相济的美学追求以及纤柔清瘦的女性审美观。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纯粹的诗人词客的美学契合--王维与张炎的禅缘

盛唐诗人王维与宋末词人张炎因为禅缘而契合.首先,他们习禅的思想依据比较相似.其次,他们所作诗词都体现出了闲的文化品位,并在直观中蕴含着空观的审美追求以及纯粹的审美精神.     

谈杜甫诗歌创作的"苦吟"风尚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种特有诗歌现象,体现了诗人的生活之苦、思想之苦和作诗态度之苦.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诗歌遗产,使其诗歌显现了"牢笼百代"的特征,并重视诗歌创作的"求新",因此诗作新句纵横,而强烈的诗歌创新精神使其崇尚及注重格律的"苦吟"式作诗方式,"苦吟"风尚垂范后世,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苦吟"流派.这与其人生经历、由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其对诗歌艺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有关.     

论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接受

王昌龄在唐代的接受情况研究分盛唐和中晚唐两个阶段。从诗歌选本的选录数量来看,与同时代他人相较,王昌龄诗歌入选数量属中上之列;就入选诗歌内容来看,盛唐时多为"风骨清俊"之作,且其诗被推为"风骨"、"声峻"、"雅正"的代表,中晚唐选诗则多为"清词丽句"。王昌龄诗作中最富有盛唐之音的作品是最能被大家接受的作品,至中晚唐,随着政治环境和士人心态的变化,王昌龄的直意高歌已失去存在的土壤,只能被束之高阁。     

从李益的边塞诗看唐代边塞诗的兴衰

唐代的边塞诗在盛唐达到鼎盛后逐渐走向衰落,这一转折从李益开始。本文对初盛唐和中晚唐两个阶段的边塞诗的主要倾向进行总结分析,并结合时代政治风气和诗人创作目的的变化探讨了唐代边塞诗在中唐以后不再振兴的原因,从总体上对唐代边塞诗作了较全面的把握     

牡丹梅花之地位升降与宋代政教精神的嬗变

在中华文化象喻系统里,花卉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对花卉的书写总是展现出一定时期的士人心态和审美观念,从中又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以及国家的政教精神.北宋时的牡丹书写超越了其本来象征皇家尊贵的单纯意义范畴,具有了对皇权应然的期许,彰显出帝王与民同乐、共享太平的意义,是当时内圣外王政教精神的具象化呈现.随着仁宗亲政之后锐意革新,政教精神也发生改变,牡丹作为盛世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主流话语中的地位受到挑战且日益旁落.南渡之后,理学的滋长与传播赋予士人以清白自守和抱道慎独的精神追求.其时,南方触目而见的梅花因其种种特性日益引起士大夫文人的注意,经过意识形态的深入影响和社会文化的不断塑造,文学书写中的梅花形象被赋予孤独自守与凌霜傲雪等文化内涵,这不仅契合了南宋政教精神所强调的夷夏之防以及举国崇尚的在艰难中负重致远的精神,也成为士大夫文人寄托其道德理想和人格追求的习惯性表达.     

唐志所记本土商人政治地位及士商融合考探

通过15方唐代本土商人墓志身份认定与寻绎,展现唐代繁盛的商业帝国面貌,真实还原唐代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政治追求,揭示出商人向士人身份趋近的主流态势.初盛唐本土商人政治地位低微,墓主借用避世远隐"处士"之名隐藏贾人身份标签,志文中大肆炫耀墓主财富,透露出仕途无门的苦闷和身份认同的尴尬,商人表现出对文士生存方式、性情品行的效仿追慕.中晚唐本土商人的经济优势催生了其独立人格,商人墓主更显自信、理性、内敛,敢于与士族在文武官体制内争夺政治资源,同时墓主通过显示完整世系模仿士人墓志书写惯例,毫不避讳地在志文中坦露其对科举制度的不屑,财富力量消解等级制度,士商互渗对流模式正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