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现代化实践范式的质转

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范式,实际上主要经历了“西化”、“苏联模式”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种范式转变.这三种实践范式既有时间上的先后性,又有交叉性,在具体的实施内容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交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现代化实践范式是中国现代化在历经“西化”、苏联模式化等各种实践范式之后的必然转换.     

"瓶" "酒" 之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建构中的紧张与蒙培元的化解之道

冯友兰使"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第一次具备了系统、完整的面貌.但是,这一学科体系在建构中存在着"结构性或框架性的解释失误",始终没有处理好"西化概念"与"中国境界"之间的关系.在冯门诸子中,率先彰显冯友兰情感、境界之学的人是蒙培元先生.     

"快乐经济学"之三大批判

本文针对近期流行的"快乐经济学"进行了经济学、逻辑学、文化文字学三方面的分析和批判.认为"快乐经济学"学科的提法不可取.经济学需要研究快乐,但对快乐的研究应从快乐产业的角度着手.     

"耐普曼"问题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

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兴起的新兴阶层"耐普曼",在当时的苏俄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这种争议的实质问题是"新经济政策"的本质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终止,"耐普曼"阶层最终消亡,"耐普曼"消亡以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逐步定型,苏联社会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认识逐步固化和僵化,苏联的社会阶级阶层关系也逐步固化和僵化.     

从生态翻译学看"文革"十年的苏联文学翻译

"文革"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低谷时期.由于受到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苏联文学的译介也大大减少,但在"文革"时期仍然是翻译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不论是在选材方面,还是翻译策略方面都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利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文革"时期苏联文学的译介出版进行了分析."文革"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受到了意识形态、国际形势、时代背景等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从翻译群落生态来看,虽然政治意识形态干扰严重,译者的身份被边缘化,但并不能就此否认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论"三·二○"事件前后的"蒋汪之争"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廖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作为国民党新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军事实力人物蒋介石尚能够密切配合,各扬其长.国民党"二大"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升迁,其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加之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从中挑拨和造谣,蒋在十分被动而又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贸然制造了排挤汪精卫和打击共产党的"三·二○"事件.倘若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胜利者一定是左派.然而苏联使团和顾问对蒋采取妥协的方针.左派领袖汪精卫既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又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与实力,不得不忍气吞声,悄然出走.蒋汪的首次交锋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赶超苏联:"冷战"格局下的另一种竞赛——关于"大跃进"目标的解读

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同西方国家的"和平竞赛".与战争形式不同,"和平竞赛"是两大阵营在较为缓和气氛下的一种角逐.虽然冠以"和平",但终归是角逐.经济、技术、国防等实力总体上落后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希图通过迅速提升国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有专家考证,最早提出"和平竞赛"的是苏联的马林科夫,他在朝鲜战争停战的翌年即表示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1](P147).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硬核"剖析

从经济学方法论史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蕴含的理性主义的三个"硬核",即确定性的、轨道世界的经济社会观、理性经济人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只不过是关于终极实在的形而上猜想,既不可能又无必要对其做直接检验,抛弃它便会导致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辙.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也正在挑战这种以把"牛顿范式"应用于研究社会现象为基础的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模型,在这种发展趋势中也可以窥见经济学走向"真实世界"的滚滚潮流.     

从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解读苏联解体

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为理论基石,分析苏共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由于没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没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没能始终代表最广大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三个代表"是时代向共产党人提出的必然要求.     

"穷人经济学"的健康权解读

解决国家治理最为棘手的"本质两难",是"穷人经济学"中国化的最大意义和现实难题.对于"穷人经济学"的健康权的深度解读表明基于权力与权利扭曲关系的矫正和"健康权是一种基本人权"的严肃命题,强化穷人的能力建设是当务之急.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两课”“三进”探索

“两课”是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三进”是“两课”的根本要求和归宿。如何卓有成效地使正确理论“三进” ,是关系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后继人才的大问题。多年来“两课”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也存在一些问题。课题组经过调研论证 ,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坚持“三进”重在“入脑”、教学内容务求科学、方法手段贵在创新、师资素质与时俱进的改进思路。得出结论 ,为了实现“三进” ,必须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 :价值取向由传授知识到转变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教育理念由教师中心到以学生为本的根本性转变 ;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灌输式到研究式学习的转变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超越“精英主义”范式和“政府本位”理念——也谈税费改革何以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社会各界关注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走出困境的思路在于政府与农民社会关系机制的重构,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组建基层乡民社会的"中间组织",使之成为凝聚与表达农民自己利益的实体资源,;同时也借此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改变民众在与国家基层代理人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并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非规范性行为"进行抑制.     

"个人"的理念与"自我"的意识——留日中国学人的关键词

对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键词的梳理当从留学界开始,尤其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与词汇的演变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影响现代中国文化理念的诸多词汇如"民族"、"革命"、"世界"、"进化"、"新民"、"心力"等等都与留日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在我看来,其中的"个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自我"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巨,或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新的立场的真正体现.     

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

2泄纪二三十年代,钱基博在写作系列文学史论著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文学、文之间的关系如何.钱氏指出,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存在根本区别:传统的"文苑传"以生产文学作品的"人"为中心,"文学史"则以知识本身为核心,关注的是"文"这一类知识.钱基博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的本体、"文学史"的书写范式等问题.钱基博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将现代"文学"学科分为三个层面:文--零散的知识,"文学"--"文"这一类知识的谱系归属."文学史"--"文"及"文学"等构建起来的知识统系.由此,钱基博清楚地厘定了"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及"文学史"关注的主体.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