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量刑证明标准的构建

在独立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下,我国有必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证明标准体系,其有助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实现以及诉讼效率的提高.西方国家量刑证明标准的引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量刑证明标准应作层次性设计,其中法定量刑情节中的从重、加重、免除情形宜采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从轻、减轻情节宜采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对酌定量刑情节应采优势证据标准;基于生命权的重要性,对死刑案应采确定无疑的量刑证明标准.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保障与规范

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驶是法官在量刑中的必然现象,不仅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刑事审判活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影响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因素很多,文章主要从完善量刑裁量规则的角度,分析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造成行使自由裁量权偏移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建议。     

比较法视野中的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之证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具体运用

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划分在证据法上的意义在于,对定罪事实必须进行严格证明,而对狭义量刑事实及某些属于犯罪事实的量刑情节,允许进行自由证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在可以运用的证据范围、证据调查方法和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定罪事实的严格证明体现了证据法对于权力的制约功能,对量刑事实进行自由证明则综合考虑了减少诉讼成本、明确主要争点和扩大有利于被告人之量刑资料的适用机会等多种因素.作为对自由证明的限制,在量刑阶段,除了必须保障被告人对量刑资料与信息的知情权和异议权、获得律师帮助权等各项权利之外,审判还应该被划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互相分离的阶段,以防止不可采的品格证据所产生的不公正对定罪造成影响.     

论量刑自由裁量权及其规制

我国刑事立法没有赋予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但是量刑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立法与实践的分野使长期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量刑自由裁量权既不稳定也不安宁。承认并规制是对待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理性态度。     

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论法官情感因素对量刑的影响

虽然理论界存在争论,但是对于法官的情感因素会对量刑过程、结果产生影响的事实,司法实务界并不讳言。对刑之裁量的科学解读、法官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量刑平衡的双重要求决定了法官情感介入量刑过程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从传统的估堆量刑到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脑量刑,自由裁量权在步步收缩。实践证实,自由裁量权需要规范、法官情感需要限制,规范化量刑便是现阶段较为合理的选择。科学合理的量刑需要规则的坚守与情感的归位。     

量刑程序与证据

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定罪量刑分而治之的量刑模式,而我国在量刑程序上实行的是定罪量刑合一的模式,为了实现合理而准确的量刑,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有益做法。但是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必然带来诸多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证据的适用问题。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后,在证据适用中要以所有影响量刑的量刑情节为证明对象,确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自由证明的证明方法进行证明。     

重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重要而又难以把握的问题。认为我国民事案件应该采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而不是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而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又可分为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根据人们认识事物常态和现阶段的法律状况等因素,认为我国民事案件应该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过程中有些事项需要予以注意。     

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衡平

量刑规范化改革改变了传统的量刑方法,建立了"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出台《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要求法官以此为参考确定基准刑和对量刑情节加以合理的衡量和适用。在我国着力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背景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主动迎合改革的步伐,从提高法官自身素质、改善立法状况以及规范裁判文书制作等方面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以实现量刑公正。     

独立量刑程序模式下的证明制度

量刑作为刑事审判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司法审判的落脚点,也是衡量司法公正与否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量刑环节出现的种种弊端迫切要求量刑程序独立于定罪程序之外,对其进行严格的规制。与此相适应,必须设立一种不同于定罪证明制度的量刑证明制度,以求使量刑结果更为公正合理。以独立量刑程序框架为背景,对量刑程序中的证明制度作探讨。     

受贿罪量刑失衡问题实证研究

从司法实践看,受贿罪量刑存在严重失衡现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既有潜规则盛行的因素,又有错误司法的原因.同时,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本身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是导致量刑失衡的制度性要素.革除受贿罪量刑失衡的弊端,应当通过司法解释限制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确立同种数罪并罚的处罚原则和将数额、情节(非量刑情节)作为量刑的基础这三方面上取得突破.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多种观点,其中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并且根据不同的情况适用不同的标准,以重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探析

剥夺犯罪者的生命是最为严重的刑罚,因而作出死刑判决应当是万分慎重的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死刑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区别规定,而是统一适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体现不出我国对死刑判决的审慎态度。在域外各国大幅减少死刑适用甚至废除死刑的背景之下,我国也应当对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予以精细完善,如区分死刑案件定罪与量刑程序证明标准、设置死刑案件证明标准配套机制等,对死刑判决质量进行严格把关,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应当包含“评价要素”,对于特定事实,证明责任承担者所举证据仅需要达到说服法官相信事实可能成立之程度。分配证明责任应当遵循证据所持、证据距离与诉讼效率等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区别对待,对公诉机关和法院的证明责任规定也不尽合理,更未规定证明责任转移规则。为最大程度实现量刑公正,应尝试对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体系性完善,合理规定控方、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立功、认罪认罚等量刑事实创设证明责任转移规则。     

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之建构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对案件事实得出结论时所应遵循的标准和尺度。确立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要进行多视角的考虑,应考虑行政诉讼的目的、功能、举证责任和审理程度等几个因素。因而,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以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正,兼顾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优势证明标准。     

“量刑三方制约”机制探究

重定罪、轻量刑历来是我国的司法传统,司法实践中量刑主体错位、粗放的量刑方法、缺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弊端日渐显现。本文力图尝试建立"量刑三方制约"机制,旨在从完善法院的量刑裁量权、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权、以及建立辩护律师参与量刑保障机制等方面,建构符合我国实际的量刑机制。     

我国法官量刑裁量权规范化运行之路径探析

量刑裁量权是法官在刑事审判中必备的一项权力,总体来说我国法官拥有较大的量刑裁量权,且因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量刑裁量权的运行很不规范,这是引发量刑不公和量刑偏差的重要原因。鉴此,主张立足于法律规范、司法体制和法官素质三个层面,采取相关措施规范法官量刑裁量权的行使,以促进量刑的公正和均衡。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刍议

本文以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涵义和特征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我国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行革新的建议。     

从“临时性强奸”案看量刑理由的展示

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因为法官在判决书中用词的不恰当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法官对量刑理由的阐释不具有说服力。量刑理由的充分展示既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通过公开量刑理由而促使公正判决的形成,也可以增强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最终对我国刑事司法权威性的树立及维护具有重要意义。要想对我国目前刑事裁判不重视量刑理由展示的现状进行改革,还要解决法官选任及法官素质、法官独立等等制度方面的难题。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关系新探

证明要求是证明标准的逻辑前提,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衡量证明活动是否已达到证明要求的尺度。证明标准应当是法定的。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紧密相连,作用上互动,功能上趋同。证明标准的构建应当坚持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坚持主客观的统一,坚持证明标准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