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论民主的商谈原则与类型

哈贝马斯不仅系统探讨了商谈民主理论的哲学规范基础,而且还详尽探讨了商谈民主实现的方式——商谈原则和商谈类型。商谈原则应用于法律领域与法律形式相结合,形成民主原则。民主原则能够保证公民的交往自由,对那些与自己相关的政治议题进行理性协商,这种理性协商依次采用实用商谈、伦理—政治商谈、道德商谈及法律商谈四种类型,最终形成合理的政治意志,由此也证明了商谈民主理论具有实践上的现实性。     

哈贝马斯的商谈环境探析

现代社会里,随着权力的分合变换和物质财富的急剧积累,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权力和利益的驱动而变得日趋疏远,甚至充斥着紧张与冷漠。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曾试图通过建立一个＂理想的商谈环境＂来实现主体间合理有序的商谈、沟通。本文以理想商谈环境是批判工具理性的现实需要为切入点,分析探讨了商谈环境的四项条件,论述了普遍语用学在理想商谈环境转为现实商谈环境的基石作用,概括性地对哈氏的商谈环境进行了探析。     

法律与道德的分立是否可能——哈贝马斯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批评与突破

作为和自然法学派对立的法学思潮,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以合法律性论证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坚决地将法律规范设计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尽管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是存有严重的缺陷.哈贝马斯在考察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成果之后,对其作出了中肯的批评,试图通过他的商谈理论解决法律规范的有效性问题,并从合法有效性的角度,论述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观点.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的基本宗旨是把交往理性当中的商谈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试图通过利用商谈的手段在公民间形成政治共识,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尽管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     

哈贝马斯的道德商谈方法解读

哈贝马斯在反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和麦金太尔的语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道德商谈的正义探究方法。道德商谈方法,一方面能够避免麦金太尔的语境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罗尔斯的建构主义的单主体性等缺点,另一方面也能够解决建构主义与语境主义之间存在的对立。     

商谈伦理之维——哈贝马斯的伦理学解决方案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设计,只有在对启蒙的反思与重构中才能找到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他通过重构商谈伦理,诠释了道德的内涵,构建起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基础。依靠理性的信服力,通过主体间的交往理性,旨在达到一种自由的商谈。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而他所主张的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即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也正是在这种商谈伦理所达到的道德共识中,普遍化原则实现了理性的统一性,使商谈伦理得以可能。     

论法律话语理论从德沃金到哈贝马斯的演化

为了超越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法律解释,德沃金坚持认为,必须把基本的权利原则作为具体的法律实践的引导,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和适当地制定和应用一种法律.为此,德沃金要求建立一种基于"整体性原则"之上的法律话语理论.但由于坚持了一种"真理符合论"的立场,他并没能对法律话语理论的本质做出正确的解释.为了走出法律话语理论的误区,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建立在"真理合意论"之上的法律话语理论.     

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与商谈伦理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哲学话语模式的深刻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主义的民主概念。这种新的商谈理论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民主形态,它表明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的系统与生活世界范式转向事实与规范的司法与民主范式。然而,此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断裂,应该说新的民主模式是对交往合理性的积极回应,在程序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总有商谈伦理学基本原则的回现。商谈伦理所坚持的普遍性、论证性和主体间性原则同样适用于程序民主的建制化过程。在此意义上,阐释商谈伦理原则有助于我们对哈贝马斯商议性政治理论的基本理解。     

从“文化霸权”到“商谈伦理”——葛兰西与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比较

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关心的问题.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到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家,在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批判时均致力于对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一点在葛兰西主张的"文化霸权"理论与哈贝马斯提倡的"商谈伦理"中得到较好的体现.文章拟对二者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予以比较.     

论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对国学教育的启示性作用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社会交往提供了"生活世界"前提,并提出了"语言有效性三要求"的具体言语策略。国学传承与国学教育也是一种社会交往,故"商谈伦理学"的这两项内容之于国学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第一,它要求国学教育具备"强实践性"与"广对象性"特征;第二,语言的"正确性""真实性"和"真诚性"原则为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策略。     

同性婚姻:否定、接受还是对话?——法律、道德与伦理文化的审视

有的国家承认同性婚姻具有与异性婚姻同等的法律效力,更多的国家则只是通过《家庭伴侣法》赋予同性伴侣部分异性婚姻配偶享有的权利。美国《婚姻捍卫法》与《互惠法》、《家庭伴侣法》的对峙,以及有关同性婚姻的判例,折射出了否定与承认同性婚姻背后的法律、道德和伦理问题。无论是否承认同性婚姻,倾听呼声、保持对话并理性思考,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的姿态。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德智关系论

德智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形式不同。这种不同形式具体表现为由“德智不分”到“德智分立”、由“以德统智”到“以智帅德”、由“以智利德”到“以智和德”的过程。这一过程表明：首先,人类未来的道德走向应是理智的;其次,科学与知识积极作用于道德的前提,是独立于道德之外的;第三,科学与知识对道德的作用始终是积极的。     

法律程序主义:论证逻辑和时代际遇

法律程序主义以一种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的姿态,将法律程序界定为摆脱法律的形式和实质之范畴对立的根本路径,赋予程序以不依赖于结果作为评价标准的独立价值,鼓吹程序在法治事业中的中心地位。法律程序主义理论有其系统的论证逻辑,这种逻辑并不完全超验,有其现实的社会生活基础,法律程序主义是风险社会的时代际遇。中国应倡导法律程序主义并创生一条独特的法制现代化道路。     

浅析海事国际私法中的船旗国法原则

船旗国法,是指以国旗或特定标志旗作为连接点的系属公式。在船舶物权、海上侵权行为、海难救助、共同海损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方面,船旗国法原则是重要的法律适用原则。但是,船旗国法原则的适用有着严格的条件、特定的范围和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把船旗国法原则作为一条普遍适用的海事冲突法原则。     

论法律与道德的并立互补

法律和道德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控制工具，是社会秩序的两根支柱，二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治国安邦既需要法治，也需要德治。法治是德治的基础，德治是法治的辅助手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要在法治的范围内，充分发挥道德的社会作用，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道德三品与法律特区

道德与法律既有明显区别 ,又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现时代 ,道德可分三品 ,即至德、高德、平德。不同品的道德应不同地对待。“道德法律化”是必需的 ,但更须强调法律实行的问题。     

公德与私德辨正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与私德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先河,此后该主题引起了学界普遍而持久的探讨。梁启超、梁漱溟和李泽厚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公德私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公德的理解分歧颇大,梁启超的公德论侧重国家伦理,梁漱溟的公德论侧重团体生活,李泽厚的公德论强则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当今学界尤其关注公德私德之划分的标准问题,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区分作为划分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最为根本,它有助于澄清公德与私德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它的施及范围,有助于论定儒学是否缺乏公德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亦有助于现代社会公德观念的型塑。     

哈贝马斯法哲学中的"事实性"与"有效性"

事实性与有效性是哈贝马斯法哲学理论的关键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西方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哈贝马斯在如下两个层面上阐明了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一方面是两者之间内在于语言之中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两者之间关系在现代社会、现代法律中的具体表现。厘清与重建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具体关系,对深入理解哈贝马斯本人的社会批判理论乃至当代西方语言哲学、法哲学的内在脉络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何谓“法治”——以埃利希（Eugen Ehrlich）的两种法模型为题材

从介绍“法治”思想的三个源流入手，着重介绍埃利希的“活的法”思想，提出了“国家法”与“社会法”两种法模型，并指出在变动的社会里，通过对国家法的适当解释的变迁，法律实践的积累会表现出变动的法律意识，产生出对应于这种法律意识的法律规则以及对既有规则的崭新解释。为东亚法哲学研究以及在东亚区域内实现共同规范的构筑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     

法与金融学:路径依赖与金融法变革

“法与金融学”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在美国兴起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继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法和经济学”运动之后的又一股“法与金融学”交叉研究浪潮,属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分支领域。本文介绍了这门新兴交叉学科的最新研究程式和研究计划,并用其中蕴涵的“路径依赖”理论来揭示中国金融法变革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以及该制约条件对主流法与金融法理论的挑战,从而为金融法变革寻找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