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审美乌托邦":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

"纯文学"意识的确立在现代中国经历了萌芽、发展和调整综合三个阶段,对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批判是其一以贯之的目的,但纯文学思潮在不同阶段仍然显示了对于审美和文学理想的不同理解.经过不断的自我反思,纯文学思潮最终把自己的文学追求定位于"审美乌托邦",既坚持了文学相对于现实功利的独立性,也保证了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精神追求的严肃性.纯文学思潮丰富了现代创作关于文学的理解,也促进了创作的繁荣,但由于理论的缺陷和时代的限制,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仍然是一种不完善和未完成的理论.     

"文学性"及"文学性"新建构——文学的人类学省思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界所倡言之"文学性"作为一种文化舶来品,在新时期以及新世纪的中国文坛,并未得到充分审视和反思,大多数文学学者和作家想当然地将"文学性"普遍化、普世化,由"文学性"而至"纯文学",以这种带有西方话语霸权和历史局限性的文学标准来准则当下的中国文学作品,结果造成当代文学批评的"妄语"或"失语".因此,必须对已然十分僵化和保守的"文学性"和"纯文学"理念进行必要的修正,将"文学性"内涵实质从语言表现层面探源至文学作品的情感存在和情感生成层面,也即"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本体性存在层面.从人类学立场出发,我们将"文学性"界定为文学作品的3种质性,即1.文本的语言文字规定性;2.文本的人类情感性;3.文本的文学修辞性.     

纯文学的历史演进与价值取向

二十世纪初针对"杂文学"而提出了纯文学,80年代中期针对"政治文学"而提出了纯文学,90年代相对于"通俗文学"而提出了纯文学.纯文学应是文学理想的体现.以先锋的立场开拓文学的言说空间,坚守精神家园,谛听人类灵魂的声音,是纯文学的价值取向.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纯文学"视野下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收获》《朝花夕拾》栏目略析

1986年到1990年间,《收获》开设了专门引荐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专栏《朝花夕拾》,"专栏"的传播策略强化了"纯文学观"的内涵与重要性,体现了杂志富有个性的传播理念;但这种"纯文学观"作为一种整体的传播视野,却对大陆学界定位与研究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了不利影响。     

关于中国新文学源流的思考——对古今文学"对话"的一种现代传统观范式的考察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命名的故事:“底层”,还是“新左翼”?——大陆新世纪文学新潮的内在困境

近年来,大陆文坛兴起了一个"底层文学"思潮,主要表现下岗工人和进城打工农民的生活、命运与抗争。其中一些启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作品(如《那儿》、《问苍茫》)又被命名为"新左翼文学"。这些作品及相关评论既包含一些新的因素,如从前国家意识形态里汲取抗争性资源,又往往非历史、非逻辑地解释中国左翼文化传统,导致"新左翼"命题未能释放出应有的涵义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反而使之狭义化。但使"新左翼"狭义化的还有对"左翼"价值持怀疑、否定的论者,在他们的意识里,阶级论和阶级分析本身就是虚幻而荒谬的,结果不仅使他们放过了对以"社会主义"之名长期存在的"身份制"等级社会分析的契机,又以一种"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历史幻觉,面对非规则变动着的当代中国,并衍生出包括"纯文学"在内的各种新意识形态观念。随着所有制改革、政府减轻财政负担的政策调整,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旧的身份制社会尚未改变,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业已形成。这给已经习惯于"纯文学"写作的文学界带来道德压力,也使与"纯文学"观相悖的"底层文学"应运而生。但"底层文学"从一开始就陷入争议,其本身在创作和理论上也问题多多,无论是"底层",还是"新左翼"都很快沦为没有生长性的命题。或许,不是从文坛既有问题,而是从"底层"、"新左翼"所黏合的"问题状况"着眼,新的可能性才会被发现。     

古代文学"鬼"文化之流变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些"鬼"文化观念和表现技巧通过或隐或现的方式流入现代文学的经脉里.具体来说,古代作家的"鬼"观念、作品隐含的"鬼"母题以及"鬼"文学的审美经验等都对现代文学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探讨中国古代文学"鬼"文化之要素及其流变,为现代文学民俗资源的追溯提供了一个理论背景和经验参照.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贯通古今 寻索真知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从纯文学到大文学

艺术和文学分别借用不同的情感符号体系,来展示人类在不同世代的情感本真存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之下文学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文学依然新鲜活泼地存在着。纯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在当代逐渐被颠覆和消解,并不能说明文学行将消亡。从纯文学到大文学正是人类学意义上文学精神的自我回归,中国未来的大文学必然会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接受外来文化以及不同世代生活经验的刺激,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演绎,也无论它是出自精英文学作家之手,还是出自草根民众之手,只要它自由地、自然地、本能地、本真地敞开了斯时斯地的情感(性情),那么,它都是既有中国品位又有时代气象,且与其他民族文学相互情意沟通无碍的中国大文学——多元共存的人类大文学生命实体中必要的生命元素之一。     

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传统与古代"教化"文学的相关性论纲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西方近代文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也有着深刻的相关性,从文学的功能角度看,尤为明显.中国现代与古代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启蒙"与"教化"文学皆有明确而相似的对象,并有共同的前提预设,即多数民众是不觉悟的,需要启蒙和教化;它们在方式上都具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单向性封闭性特征.但由于这两种文学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基础不同,因而其本质又有根本性的差别.追求人的解放与使人成为"顺民"甚至奴隶是现代启蒙文学与古代教化文学在价值目标上的主要分野;思想内容的多元化与道德说教的单一性是现代和古代文学的重要差别.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价值基础不同:现代启蒙文学植根在近代理性的土壤之中,怀疑、批判、求真、超越是其核心品格;古代教化文学则建立在传统实用理性的基础之上,服从、肯定、求同、守成乃其主要特征.两种文学传统的最终结果,其性质完全不同.     

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与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初创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是在晚清以降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建立起来的,其中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对这一学科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催生作用.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广大知识阶层转变就业观念,彻底从学而优则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术研究的队伍和延续问题,同时它还改变了人们对学术研究的态度,解决了人才和观念等诸多重要问题.其后,高等学府设置文学专业,开设文学课程,文学由此进入大学课堂,从制度层面为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建立提供了保障.尤其是小说和戏曲课程的开设,更能体现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变,这也是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得以成立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古代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传统: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撰主要是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并随古代文学教学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     

文学"知识场"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文学"知识场"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场域"理论和知识谱系学二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理论前提是要确立文学"知识"观。文学"知识场"研究主要是研究场内不同谱系的文学知识话语变迁和差异形态,以及各种因素在其等级性特征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等,可以凸显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特别适合用来研究处于转型阶段的文学实践。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阶段,以往无论是以社会、作者、文本或是读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大都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断裂意义,而忽视不同文学格局间的内在联系。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为突破二元思维,重塑新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可能。     

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写意传统

中西文学具有不同的传统。西方文学重叙事和写实,中国文学重抒情和写意。抒情传统加强了中国古代文学以情动人的力量和诗情画意之美,体现了文学是作者感情的自由展现的本质;写意传统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简洁精炼和含蓄隽永、生动传神之美。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写意传统表现了它的先进性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挪移·变异·寻觅——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探询

改革开放的国内环境和世界全球化格局,使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不断加强.一方面,我们不断吸纳世界各国文学营养,以激活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力;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也逐步走出国门,得到外国文学界更多的认可.从时段特征来看,它呈现出由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粗放挪移,到九十年代的调整变异,再到二十一世纪沉淀寻觅的发展轨迹."世界性因素"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艺术表现空间,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深层变革,为中国文学参与世界对话,提高艺术水平注入了"造血干细胞".如何使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转化为本民族内在的创新动力,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仍然是中国文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过渡、衔接与转型——重新定位中国近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两种文学本位观主宰着当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正是这两种文学本位观使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缺乏主体性。在古代文学的立场而视 ,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延续 ,但更是古代文学的衰落和死亡 ;在现代文学的立场而视 ,近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新生 ,是现代文学的先声和开端。古代文学更看重近代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现代文学更看重近代文学中新的文学因素的萌生和壮大 ,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学本位观观照下 ,近代文学被拆解成两种面貌和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更重要的是 ,不论是站在现代文学的本位立场还是站在古代文学的本位立场 ,近代文学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肯定 ,其地位都不可能得到认可。无论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还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 ,中国近代文学都是边缘性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没有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的内在统一性 ,不具备充分的类型化 ,同时表现出典型的变革时代色彩。建立起恰切的中国近代文学本位观 ,是修治中国文学通史的关键     

“原文于道”与刘勰“大文学”观念的形成

刘勰原“文”于“道”,认为“文”是“道”的外化,是人对于自然、宇宙、人生的体认,圣人能够因“文”而“明”道.这种观念立足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古代文化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整体特性,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大文学”观,它更加全面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