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亦或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徘徊与抉择

和谐社会是一个矛盾纠纷不断得到妥善解决,社会内部各种要素和关系不断得以调整的动态过程和螺旋式上升的结果.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顺应了这一时代需求,它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运作系统.为此,我们必须从非诉讼机制,即行政调解;准诉讼机制,印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诉讼机制,印行政纠纷的诉讼等方面对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理论架构,并不断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各项制度的内在机能,实现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的对接与协调.     

论经理权的法律制约机制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经理的产生成为必然,但是公司经理权的滥用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因此,强化经理权运作的制约机制,使经理职权得到合理行使,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广义的经理权制约机制包括内部制约机制和外部制约机制,由于外部制约机制主要涉及经理市场的制约、资本市场的制约和产品市场的制约,而此类制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理论基础

在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过程中,自然权利理论、权利制约权力理论以及程序主体性理论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引导作用。具体而言：自然权利理论衍生出刑事司法程序中人权保障的普遍性、不可或缺性和不可非法剥夺性;诉讼参与人享有广泛的参与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是权利制约权力理论在刑事司法机制中的必然诉求;程序主体性理论则为程序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性和充分的权利保障提供了理论依据。     

ADR制度研究——以人民调解制度为视角

ADR制度是近年来在西方国家较为盛行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该机制在实践运作中具有诉讼不可替代的优势,从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视角,以ADR的内在理性价值为核心,客观分析当今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内在缺陷,提出完善其构建模式之举措.     

构建我国公司内部诉讼法律制度若干问题初探

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迅速发展,各类公司内部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我国新颁布的公司法虽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兼备特点,但有关公司内部诉讼问题仅在第111条进行了原则规定,基本上不具有可操作性.与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法中包含有较完备的诉讼法内容相比相距甚远,公司内部的某些诉讼虽带有民事诉讼的性质,但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亦存在有诸多民事诉讼法难以解决的纠纷.因此,要确保我国公司制乃至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认真研究借鉴国外有关立法与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构建自己的公司内部诉讼法律制度.应当说,这对于我们这个公司制起步较晚的国家来说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本文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略述管见.一、我国公司内部诉讼法律制度的立法取向作为程序法的公司内部诉讼法必须与以实体法为主要特征的我国现行公司法紧密衔接.以该法所确立的“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这一立法宗旨为基点,我国公司内部诉讼法律制度的立法取向应当是:     

对减刑性质和程序的理论思考及对策建议

减刑在性质上属于刑罚的变更而非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 ,其是对终审判决的修改 ,应归属于审判权的范畴 ,按照司法的程序进行运作。而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减刑的适用是按照一种近似于行政报批程序来运作的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 :“暗箱操作”、公开性和透明度的缺乏 ,公权力行使的恣意化 ,参与机制的缺失 ,以至于使减刑制度蜕变成了犯罪人逃避刑事制裁的一个“合法”途径。要对减刑的程序加以完善 ,使之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 ,就必须以建构三角形的诉讼构造模式为目标 ,按照司法程序的要求对减刑程序进行改造     

论股东股利分配权的制衡 --从公司契约理论的角度

公司契约理论是关于公司本质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当代的公司契约理论认为公司是由一系列契约组成的契约束,公司管理层、股东、董事和债权人等都是这些契约的主体.公司契约理论为公司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实现过程中的相互制约机制提供了一种解释模式,这些相互制约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董事对公司承担的义务、股东、债权人、独立董事和公司的自身状况等.鉴于公司契约制约机制的不足,现代各国公司法都对公司股利分配的实体和程序条件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但我国公司法在这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浅析新公司法关于公司治理的完善

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公司法适时反映了中国公司制度的发展需要,在相关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将公司治理纳入公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予以强化,无论从立法理念,抑或制度设计方面,均突破了原股东治理结构的局限,在强调股东利益的同时,加重了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力度,增加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形成了以围绕监事会为核心,股东(大)会、董事会相互制约的内部治理为主,各利益相关者辅助监督的外部治理为辅,内外治理交相辉映的公司治理体系,相对而言,较原公司法有显著进步,亦为中国公司治理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依据。     

我国公司清算中债权人保护监督机制研究

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是确立公司清算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公司清算中的核心问题,也是稳定市场交易秩序和维护市场信誉的前提。文章就我国《公司法》中,对普通清算程序和强制清算程序中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的机制现状和问题展开讨论,继而提出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出发点的完善建议,以防止在公司清算中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发生。     

比较法视野下的经营判断规则——兼论我国董事义务的完善

在公司法中,经营判断规则逐渐为两大法系多数国家所采纳。我国2005年公司法在确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时未引入经营判断规则,这导致董事承担责任的范围过于宽泛,不利于公司经营效率的提高。本文从比较法的视角分析经营判断规则的涵义、法理基础、引入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对我国引入经营判断规则的模式、运作机制的选择及董事义务制度的完善进行探讨。     

论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的改革

2005年公司法修改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但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功能的实现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实现机制。这表现在监事会独立性不强、监督信息匮乏、制约董事会的手段有限、监事会履职的动力不足及约束机制不健全等各个方面。这就需要通过完善监事选任程序、对监事资质进行重新定位等制度安排来增强监事会成员的适格性和独立性;通过设置并强化监事会的信息权、同意保留权、独立审计权来保障监事会的信息获取能力以进一步增强其对董事会的监督效力;通过明晰监事义务与责任制度来强化监事履职的自我约束。最终,通过系统化、可操作的制度安排,改革我国既有监事会制度,以保障监事会监督功能的有效实现和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股东诉讼制度现行问题与路径建构

任意性规范是私法领域的重要概念,其理论内核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基于公司法的私法属性,其任意性规范之设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法的运行效率。当然,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亦可能被违反或滥用,故公司法任意性规范要实现其预设之法律目的,还需配以完善的股东诉讼制度等司法保障机制予以规约。从现行法律看,我国的股东诉讼制度尚存诉讼前置审查程序缺陷、被告确认模糊、诉讼担保规则不当等诸多问题。所以,应加强对我国股东诉讼制度的前置审查程序、诉讼被告对象及其补偿责任分担机制、股东诉讼担保等法律条款做出修正。     

"公司监督机制失衡症" 和独立董事

我国股份有限公司普遍存在监督机制失衡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大会的运作程序和监事会的监督权限及督促监事会履行职责的制约机制不够完善.目前在现行<公司法>框架下实行的独立董事制度并没有消除<公司法>的上述缺陷.而在实践中独立董事实际上又难以保持其独立性,尤其难以独立于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会,同时,独立董事既缺乏勤勉履行其职责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手段.因此,独立董事难以承担起监督制约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的任务,独立董事制度并非医治"公司监督机制失衡症"的良方.要根治这一顽症,必须从消除、弥补我国<公司法>的缺陷入手,修改、完善<公司法>有关股东大会和监事会的规定,强化股东大会和监事会的法律地位,充分发挥其监督制约作用.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和谐社会之构建

纠纷的合理解决是和谐社会的表现之一,引发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这些纠纷的途径和方式也应是多方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在以司法诉讼程序为中心的同时,发挥各种非诉讼程序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作用,使各种纠纷解决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我国已拥有以法院调解、仲裁等为主的多种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这些非诉讼程序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滞后,因此,对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利弊作出客观评价,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具体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促进功能。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现实局限与改革策略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在人民检察院体系外部和诉讼程序外部,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的特定诉讼进行社会性监督的制度.作为根植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土壤并具有鲜明特色的制度设计,人民监督员制度经过五年来的实践已经显示出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但法律依据的缺失、体制内的运作模式、过于偏重打击犯罪忽视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倾向等问题的存在,削弱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正当性和公信力,使其需要革新和完善.     

中国非诉讼程序法的理念、特点和发展前景

随着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及法制化,世界各国有关非诉讼程序立法逐步系统完善,中国非诉讼程序法律体系也初步形成.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非诉讼程序法具有自身特点,体系相对粗放,渊源形式更加多样,并显示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保守性.鉴于社会背景和立法能力的局限,目前立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中作用相对有限,而各地实践创新以及司法机关的推动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司监督机制的型构与思考

公司监督可以按照主体的不同分为股东的监督、职工监督、机构监督、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等多个侧面,当代公司法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以股东利益为代表的内部机构监督的范式,呈现监督的多元化理念.我国应当借鉴世界各国在公司监督方面的探索经验,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司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量刑监督的制约机制研究

量刑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是审判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要使量刑监督职能依法、充分、有效的行使,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确保量刑监督过程、结果的公平、公正.量刑监督制度的运行,必须以完善的制约机制为前提.一要建立检察机关内部的制约机制,二要充分重视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三要建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制约机制,四要完善侦查机关刑事侦查活动的制约机制,五要完善审判机关对量刑监督工作的外部制约,六要完善人大对量刑监督工作的监督制约,七要完善人民监督员对量刑监督工作的监督制约,八要完善社会舆论对量刑监督工作的制约.     

论程序公正与诉讼监督

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和保障.诉讼监督是权力制约理论在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体现,是维护司法公正、保证公民权利的重要措施.程序公正与诉讼监督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又具有一定的冲突.如何认识和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约与监督辨析——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制约与监督起源于不同的政治制度,其共同内涵是控权,但在外延、运行机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将二者有机结合,符合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控权要求,但对制约与监督关系的混淆给刑事诉讼中的一些关键概念的理解带来错乱。本文以制约与监督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为载体,通过对制约与监督的源流考察,对制约与监督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与辨析,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厘定了监督、制约、法律监督、诉讼监督的关系,及其之于刑事诉讼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提出了诉讼制约与诉讼监督如同法律监督的两翼,应当在完善诉讼制约的同时不断强化诉讼监督,并将检察机关的追诉与诉讼监督职能作适当分离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