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毛主席语录 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唯心主义“天才论”

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唯心主义“天才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     

波普对康德哲学的利用和修正

波普曾长期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下简称《批判》和《导论》),按波普的看法,他在形成自己哲学思想过程中,从“猜想一反驳”的初步构想的形成和后来以批判维也纳学派的形式正式提出自己的思想,都与康德哲学思想的某些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说来,表现为他对康德哲学的利用与修正。本文拟对此作一阐发。一、“猜想一反驳”的初步构想与康德哲学关系波普曾把自己思想和康德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猜想一反驳”的初步构想。波普在1919年底得出分界问题的基本答案后,继续进一步思考科学方法论的其他问题。1921—1926年间,他特别关注知识形成理论。在当木工学徒期间(22—24年),他形成了如下(?)法:知识的形成有教条阶段和批判阶段。教条阶段是某种期望、某种行为规律在其中形成,从而     

理性批判推动科学进步--浅探波普的科学知识增长论

如何才能促进知识的增长呢?波普强调理性的批判精神是推动科学知识增长和进步的最大动力。他认为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假设”或“猜测”,只有在反驳中才能得到进步。他提出了反归纳法、证伪原则和“猜测与反驳”的知识增长模式。他的科学方法论弥补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某些不足,同时也带有机械性和脱离科学发展的倾向。     

安德烈·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随着20世纪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20世纪60年代绿色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的政治影响,安德烈·高兹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萨特“自在-自为”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批判是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显著特征,经济理性批判是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生态理性构建是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价值指向。经济理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产生而逐渐形成,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谋求利润最大化或无限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为生产动机的工具理性。经济理性具有导致人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加剧生态危机以及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和“新奴隶主义”出现的危害,而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构建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超越经济理性的有效措施和根本路径。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启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扬弃,构建遵循生态理性的生态政治观、文化观、消费观和幸福观。     

赫尔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

赫尔德的形而上学以及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中。赫尔德和康德都批判启蒙哲学推崇的纯粹理性,但与康德肯定纯粹理性并为其运用划定边界不同,赫尔德从根本上否认理性的纯粹性,强调理性实际上是人类心灵整体运作的有机性,因而是人类心灵中各种力量共同运作的机能,最终体现为人类语言。语言是人类心灵在具体历史经验中生成的证明,在本质上揭示出“存在”与人的感性关联。以语言为切入点,赫尔德分析了人与“存在”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存在”对人的感性给予,是人和“存在”关联的体现和表达。以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赫尔德在批判康德先验哲学的同时,阐明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和观念。     

唯名论:霍布斯的法律概念的哲学基础

霍布斯的唯名论主张,根本没有所谓的“一般”事物,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特别是只有个体意志的存在而没有普遍的“正确理性”。这样,如果个体仅凭自己的意志冲动行事,就会引起道德或价值的冲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确立一个最高权威———主权者,用它的意志来替代众多个体的意志。主权者的意志就是法律;法律的本质乃是出于主权者的权威。因此,霍布斯的法律概念基于他的唯名论之上。     

从否定到接纳：康德对待“经验性的演绎”两种不同的态度

鉴赏判断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在《判断力批判》中“纯粹审关判断的演绎”不能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演绎那样以先验演绎为中心而完全排斥经验性的演绎，必须以先验演绎为主，同时结合经验性的演绎来完成对审美判断力的批判。这就是康德在对待“经验性的演绎”方法上所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断然否定”到《判断力批判》中的“温和接纳”。     

历史反思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历史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只有对历史进行不断的反省,历史才是真正活的历史,历史才有意义和价值。马克思的历史观正是以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为基点来展开对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继承这一传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代社会的一切文化现象,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异化。其中对“启蒙”、“技术理性”和“大众文化”批判的主要内容,表现出西方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或“边缘”意识。     

关于理性、效率及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分析与理解

经济学对理性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合规律与合目的性即合理性的意义上展开的。“独立存在”的理性和“手段”的理性、“完善理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学关于“理性”理解上几个重要的观点和概念。一种有效的行为在我们的理解中也就意味着,该经济行为过程及其结果在有限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对于特定主体来说是有效率的。反之,则是缺乏效率的。理性非效率行为是行为者为了维持或增加某种超越制度和契约规范、或在制度与契约规范不明或存在冲突情况下的收益所得而在理性统摄下发生或实施的非效率行为。     

权威之法与合法之法——拉兹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比较

面对法治这一法哲学的核心概念,拉兹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拉兹以实践理性为法治的理性论基础,秉承传统分析实证主义的形式法治观,并引入法律权威概念来阐明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为理性论基础,在批判形式法治观基础上提出了程序主义法治观,认为只有经过特殊的民主立法程序,法律才具有合法性。     

民事行为税务定性中的“形式”与“实质”

税收关系是建立在税法事实基础上的行政关系,而税法事实是民法事实经由税法评价后的结果。在民法事实转化为税法事实的过程中,税务机关对民事行为的定性常引发纳税争议,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征纳双方对于民事行为税务定性的标准认识不统一。从实践考察可以发现,民事行为税务定性的标准可分为法律形式、法律实质和经济实质三类。基于税收效率原则、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等理由,法律形式应当作为一般定性标准在税收征收程序中适用;为避免纳税人滥用法律形式侵害国家的财政利益,法律实质应当作为矫正标准在税务检查程序或在纳税人提出主张的情形中适用;经济实质作为裁量性最强的标准,应对接税法价值目标,有明确税法依据的前提下严格适用。     

民事行为税务定性中的“形式”与“实质”

税收关系是建立在税法事实基础上的行政关系,而税法事实是民法事实经由税法评价后的结果。在民法事实转化为税法事实的过程中,税务机关对民事行为的定性常引发纳税争议,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征纳双方对于民事行为税务定性的标准认识不统一。从实践考察可以发现,民事行为税务定性的标准可分为法律形式、法律实质和经济实质三类。基于税收效率原则、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等理由,法律形式应当作为一般定性标准在税收征收程序中适用;为避免纳税人滥用法律形式侵害国家的财政利益,法律实质应当作为矫正标准在税务检查程序或在纳税人提出主张的情形中适用;经济实质作为裁量性最强的标准,应对接税法价值目标,有明确税法依据的前提下严格适用。     

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主体应予坚持

"法律真实"概念的提出,打破了"客观真实"作为三大诉讼中惟一证明标准的不合理状态.但"法律真实"能否取代"客观真实"作为一般的证明标准,尚有存疑. "客观真实"并非指"自在之物"即案件当时情况的本体性重现,而是司法人员对已经发生的案件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的必然要求.作为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原则上应是客观标准.在证明标准的选择上,应坚持真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     

爬取公开数据行为的刑法规制误区与匡正

全国首例“爬虫”入刑案表现出司法实践过度规制爬取公开数据行为的现象。司法实践以技术判断为主导,扩张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在立法规定以数据控制者的技术授权为依据认定爬取行为形式违法性的情况下,以数据的技术属性取代法律属性判断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从而扩大本罪的适用范围。从法秩序统一原理和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数据安全观来看,技术判断主导下的罪名扩张适用,不应成为刑法规制数据爬取行为的立场。相反,规制数据爬取行为应当坚守刑法谦抑性精神,将刑法规制手段的行使,限定在保护刑法已类型化规定的重要数据和维护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的范围内。其中,对于爬取刑法已类型化保护的公开作品数据行为,基于个案全部事实应受刑罚处罚的,应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对于爬取刑法未类型化规定的其他公开数据行为,不能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但在爬取公开数据行为扰乱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且应受刑罚处罚时,可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不当得利“获利无法律依据”要件证明规则研究

司法实践中,对不当得利“获利无法律依据”要件证明规则存有较大分歧。(2018)最高法民终314号案例具有典型意义。根据通说法律要件分类说中之规范说,该要件属不当得利请求权发生(产生、形成)规范,应由请求权人(原告)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待证事实分类说,划分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的依据应是具体案件事实而非“获利无法律依据”的抽象表述,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待证事实是“给付原因消灭的具体因由”,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属积极事实,应由请求权人证明。类型化对待说之合理性值得商榷。该要件之证明范围并不要求排除一切可能,请求权人仅证明自己主张的原因即可。二审法院的判决正本清源值得肯定。程序法困境之根源系实体法未明定“占有的推定效力”。     

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及其矫正

司法的确定性应当是司法的一种应然状态,但司法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规则、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司法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要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确保司法结果的可预见性,就要完善立法,确立"法律真实"的案件事实观念,培养法官共同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素养.     

法律事实与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是把成文法向个案判决转换的方法,从法律事实出发认识法律方法实际上把一般方法的阐释与个案独特性的理解结合起来,方法与事实之间是互动的;阐释法律事实的方法主要包括:法律事实的识别、认定、证据规则的运用、事实的发现与判断、法律事实的涵摄、对事实的法律思维方法,以及在事实的特定语境中对法律作出的解释、论证、价值衡量、漏洞补充等方法;运用法律方法破解法律事实问题,意在将法律与事实有机连接起来,寻找法律推理大小前提之间的联接点,使法律推理得以完成。     

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了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努力和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提高了人民群众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自觉性;普遍的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依法治国得到了充分体现;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体现了国家意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制学说。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以真相为筋骨、以法律为灵魂——民国名记者邵飘萍的法制新闻报道特色研究

被誉为"中国新闻界全才"的民国时期名记者邵飘萍,凭其自办、与人合办或被聘担任特派记者的新闻媒体,出于"以新闻救国、以新闻替世、以新闻记者终其身"的敬业献身精神,兼因在日本学习法律、政治的学科背景,在法制新闻报道领域留下可资品鉴的法制新闻采访经验和大量渗透着法律精神的经典力作;他以真相为筋骨、以法律为灵魂,大胆质疑中国最高当权者内外政策的合法性,指斥外国列强损害中国主权/蹂躏中国人民的罪行,执著践行"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以法律审视新闻事业"等新闻思想;从其娴熟的新闻素养、深厚的法律功底和超然的政治灵气中可以进一步体悟新闻学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