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德国哲学研究选述

现代德国哲学引入中国经历了多种形态和阶段。王国维理解和介绍叔本华与尼采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文化和进行独特的哲理思考;而新文化运动乃至“文革”之后的知识界对于尼采和存在主义的颂扬和兴趣则大多是为了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至20世纪90年代,比较的广义现象学的研究开展起来,大批译著、论著出现。至今,又有了一股要通过现代德国哲学来更合适地理解中国古代哲理的学术动向。     

论中国文化中的月神精神

尼采将西方文化概括为日神与酒神两大精神传统,中国文化却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天人合一的社会传统和经世致用的理性观念,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月神文化。形成这一文化模式也和月亮自身在中国的历史形态演变相关。     

解构时代的文学思考

文学中的解构不仅仅是对传统的艺术观念的颠覆,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拆解。这种趋势的出现是时代在进入到工业文化与后工业文化时代的一种必然,同时在文学传统内部也是一个一脉相承的结果。解构的原因在于新的时代工具理性的片面性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同时也在于处于边缘位置的生存者寻求合法化生存的一种策略需要。但这种解构的趋向最终会导致整个人类文化的消亡,因此文学与文化都需要从解构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新的建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从近代中国国家观的建构出发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传统帝制国家解体和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文化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在近代中国,政治体系变革与政治文化转型表现出彼此推动的特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形态复杂多样,其中国家观念的现代转变无疑非常重要。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有很大差异,甚至存在严重冲突。近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形成解构了传统中国的天下国家观,是建立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同时,公民观念的建构冲击了传统的臣民观念,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变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适应了中国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     

梵澄与尼采

二十世纪前期关于中国出路的思考从各个方向汇成两股合力,那就是西化与保守,尼采学说就是这西化力量的重要一支,它以个人主义和价值重估为支点,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另一种经典价值尺度,与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等一道共同承担起“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化话语权.徐梵澄在鲁迅直接影响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首译了《苏鲁支语录》等四部尼采著作.本文从四个方面首次梳理了“文化大家”梵澄与尼采的密切联系:梵澄翻译尼采前的国际尼采热和中国学界对尼采的初步介绍;梵澄翻译尼采的具体事因,尤其是来自鲁迅的督促;梵澄对尼采学说的认识和辩护;最后亦包括梵澄所译印度哲学思想对尼采的超越.本文意在阐明梵澄所译尼采对中国思想史乃至时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拓荒意义.     

论中西方科学的差异

科学与哲学、宗教、道德、艺术一样,也是一种文化过程,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科学（如中医学）由于是在不同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信仰信念的基础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两种形态不同的科学,因此它们之间在文化特征上呈现出巨大差异。中西方科学之间的差异表明,我们要想在（西方）科学上作出重大创新,首先就必须有目的、有意识地培育与其相应的文化基因。     

中国传统民间法的生存现状及其未来命运——基于五种主要民间法形态的范式研究

作为发端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控制机制,中国传统民间法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其概念的阐释,也存在着不同的解构模式。不同时代语境下的中国传统民间法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发育形态,在当今中国,它主要通过乡村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礼法、宗教法、商事惯例等形态予以呈现。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法的价值解读,存在着本土资源学说与文化多元主义两种理论范式。基于中国传统民间法所固有的规范价值、文化价值及其教育价值,其理应在当今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帝之死”与“作者之死”——作为解构主义哲学基础的尼采

本文以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两个哲学命题的相似性为切入点,对解构主义与尼采在哲学思想上的渊源进行了探讨,证明解构主义理论中对于作者权威的解构以及文本终极意义的不确定性等基本观点皆可自尼采对理性以及宗教的解构中找到根据。因此,可以说,尼采是现代以及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的理论奠基人。     

论性别虚构

性别即性差问题，在文化意义讲，根本上归属一种建构形态。本文旨在解构男性中心文化的性别等级体制，倡导新的平等机制的两性新文化─-同时着重指出现实生活实践与文化互动的过程，文化重建工作的艰巨性与漫长性。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种形态——文化形态学视域中的传统文化探析

在文化形态学视域中,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农业文化形态、专制文化形态、封建文化形态与伦理文化形态。这四种文化形态互相影响、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四维一体＂。     

马恩悲剧观与中国现代悲剧理论

对于中国来说，悲剧一词是舶来品，２０世纪中国的悲剧理论是在对西方悲剧理论的不断选择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中国曾经选择了尼采、叔本华，最终选择了马恩悲剧观，但又不是一味地去异求同，中国在接受马恩悲剧观的同时，结合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实现了马恩悲剧观的中国化     

走向合理启蒙:恩格斯与尼采

自青年时期到成年时期，恩格斯和尼采皆从激进启蒙立场向更合理的启蒙立场调适；回归自然和辩证对待历史传统是其最典型的表现。恩格斯与尼采在批判基督教、肯定永恒轮回、力主回归自然、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前提下给形而上学留出一定合理空间、传统道德遮蔽和掩盖现实等方面，具有诸多类似性。批判基督教及其哲学基础，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是他们的共同点。但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走向了对新神狄奥尼索斯的推崇，恩格斯却把无神论贯彻到底；尼采以永恒轮回解构近代以来的“进步”观念，恩格斯却把永恒轮回限定在宇宙学意义上，不让其介入现代文明的价值系统；尼采肯定的自然正当是基于大自然或第一自然，恩格斯肯定的自然正当不全基于大自然，更基于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自然或第二自然。“形而上学”对于恩格斯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而对于尼采更是一种存在论和价值体系。两人虽无直接交集，却有很多共同话题，存在一定思想交集，值得我们探究。     

尤利西斯主题:神话与叙事的分析

本文运用解构批评的方法分析了尤利西斯神话母题在经典小说《奥德修纪》和现代主义小说《尤利西斯》中前不同叙事形态,并且从叙事方式和语言形态的演变中读解出文化和历史的意味,从而把神话与叙事的分析同文化和意识形态分析结合起来。     

关于红色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

红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又反过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重要引擎。红色文化的传承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过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应使红色文化得到发扬光大。     

中国文化的三次转型与中国比较文学源流

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史上的三次文化转型期：汉唐时期、近代鸦片战争时期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二十世纪末期的文化形态的考察,剖析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由单一文化系统造成的自我设限──封闭模式到吸收他种系统之后文化走向解构──沟通──重构的规律,指出文化转型的积极意义与比较文学注重沟通、对话、交流的本质精神是契合的,实质上二者之间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     

中日“七夕”习俗比较——从原始形态、衍生过程到文化内涵

节日习俗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信仰,亦体现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七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文化传统的民俗节日。它描绘着中日文化交流的轨迹,也反映了中日两国各自的传统信仰、价值取向等文化内涵。本文拟通过对中日两国“七夕”节日习俗的基本形态及其衍生过程的考察与分析,探讨日本民族对中国文化传承接受的基本态势。     

浅析中国传统园林意境的构成

基于美学与审美文化基本理论,着眼于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意境”,从形、色、声、香、味等艺术符号入手,探究中国传统园林的意境构成,解构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意境文化意识流,同时结合实例,阐释意境在传统园林中的五种体现,进而深入探讨园林意境对游赏者心理层面的影响。     

中国现代大学理念解构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历程

作为西方文化"东渐"产物的中国现代大学发扬的是异族的文化传统,消解的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现代大学的西化过程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解构过程,这是导致民族精神危机,民族文化本体失落的深层历史原因之一。因此要重建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必须彻底变革中国现代大学的西化性质。     

试论尼采的反政治与反主题

尼采一生贯穿反主题的立场.他的反政治观点是这一立场的运用与表现.尼采赋予"反政治的"以积极肯定的意义,指从文化角度对现行国家政权予以批评.尼采是反政治的,但非政治冷寞症者.尼采的反政治观导致两种立场要么产生一种旨在推翻现行政体的反抗话语和抗争策略,要么隐于政治之外冷眼旁观.对尼采政治思想的阅读必须和他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惟此才可达到对尼采思想的恰当把握和评判.     

当代大众媒介建构下的鲁迅改编——以互联网创作为例

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区别于传统媒介的建构，以互联网创作为代表的鲁迅改编融合了当代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青年文化，由此呈现出了新的形态和特征。媒介文化研究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接合理论为理解当代大众媒介建构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学理性视角。当代大众媒介建构中的鲁迅改编在与当代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的接合过程中，以解构和建构的方式，在现实和作品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从而使人们在认识、理解和阐释新作品的过程中，获得了情感上的共鸣和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