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益部耆旧传》到《三国志》:陈寿的“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

从泰始五年(269)任巴西郡中正开始,直至太康三年(282)授长广太守,陈寿担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达十余年。十余年中,陈寿不仅得以遍阅国家藏书和各种实录、档案,也通过从《益部耆旧传》的编纂到《诸葛亮集》的编纂,实现了史学观念与视域的转变,走出“益部”与“地方”,建构起了适应新的统一王朝的天下观,并最终通过《三国志》精心的体例设计表达出来。《三国志》于《魏书》中以《王卫二刘传》专录文学人物,成为《三国志》中事实上的《文苑传》,而于《蜀书》《吴书》中则不立文学人物专传,仅以随文指点的方式书写蜀、吴文学,呈现蜀、吴文学概貌。《三国志》以此方式整理三国文学谱系,建构出以曹魏邺下文学为主,蜀、吴文学为补充的三国文学格局。这一格局既客观反映了三国文学的历史实际,又与《三国志》宏观的“天下”体系相符合。其杰出之处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邺下文学主流地位的承认和谱系的准确建构,二是对蜀、吴文学成就的客观判断和准确书写。对“益部”或者蜀汉在其“天下”与“三国”体系中的客观定位,是陈寿完成《三国志》“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的重要基础,而陈寿走出“益部”、完成从“我者”到“他者”身份的转变无疑是...     

一个偶然，却燃起了我的创作冲动

我最近的长篇历史小说《湖南骡子》,缘于2002年清明节我去衡阳焚我那年写的一部反映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的长篇小说《抵抗者》时的所见所感,小说中的人物原型不少是我童年和少年时候接触过的抗战老兵。在收集素材和写作《湖南骡子》的过程中,我重新认识了湖南人,小说刻意表现了湖南人那种骡子般坚韧、倔强、不怕死的集体性格。     

教科书外的历史，英雄背后的故事——评何顿的《黄埔四期》

作为何顿“抗战三部曲”收官之作的《黄埔四期》,在叙事主题上与《湖南骡子》《来生再见》一脉相承,其不醉心于英雄传奇,而是突出战争的残酷与惨烈,强调对战争的反思与批判;作品试图以文学的方式来填 补历史的空白,提醒公众牢记被遗忘与遮蔽的历史,为中国的战争文学创造了全新的叙事高度。     

写不尽的家乡情——浅谈周同宾同志的散文《乡情》及其它

<正> 同宾同志是社旗县人,我和他是同乡。我很早就知道他酷爱写作:小说、诗歌、杂文、乃至戏曲,他都写,可见其文学爱好之广。而最能显示他的写作水平且成果最多的是散文。自从他1963年开始发表散文起,迄今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有一百多篇长短不同的散文作品问世。最主要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创作的作品。曾先后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报告文学》、《文     

雅俗相成——解放区文学的一项重大突破

研究过去,无非为了现在;而立足现在,也有助于清醒地认识过去。所以,本文试图从“纵向”探讨一下解放区文学在“雅俗相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当之处,还望同志们指正。 1 我国文学早在《风》《雅》交辉、《楚辞》郁起的先秦时代就随着“士”“民”分化而出现“雅”“俗”分流了。据宋玉《对楚王问》说:有人在郢都唱通俗的《下里巴人》,“和者数千人”, 而唱高雅的《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十人”。     

文化冲突：从伦理到政经──旅美华人“留学生文学”比较论

文化冲突：从伦理到政经──旅美华人“留学生文学”比较论朱双一余光中在为於梨华的《会场现形记》作序时曾写道：“我国最早的留学生文学，恐怕是《西游记》了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刻划留学生最生动的小说，是《围城》……不过那时候的留学生回国的多，并不真正留...     

《巴黎圣母院》与《西游记》浪漫主义特色之比较

文章对《巴黎圣母院》和《西游记》这两部东西方文学巨著所具有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从“情节与情景的幻想性、奇异性”、“语言艺术的喜剧性”、“场景描写风格的特异性”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从“异中之同”，求“同中之异”，以提高民族文学和他国文学的认识能力和鉴赏能力，增强民族自豪感，促进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     

试辨“遵命文学”与“革命前驱者”

鲁迅小说《呐喊》、《仿徨》一向被人们称为”遵命文学”。至于为什么称道命文学和遵的是哪一家的命,鲁迅自己曾作过如下解释:“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驻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①值得探讨的是:到底鲁迅所遵奉的是“那时”的哪个阶级的“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呢?鲁迅的话看起来似乎有些语意含混,往往为读者所误解。有人说当时的鲁迅先生从十月革命的“刀光火色的衰微中”已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曾赞颂过十月     

《阴阳界》:从维熙的新突破

在新时期文学的大潮中,被当代文坛誉为“大墙文学”之父的从维熙,近几年的创作步履显得缓慢而艰难。1986年他发表了《鹿回头》系列中篇之一的《风泪眼》后,直至1988年秋才见到了这部系列之作的之二《阴阳界》。同1978年作家重返文坛创作发生“井喷”的时候相比,显然是迟缓了许多。究其原因,是作家创作的生活源泉枯竭,题材老化,“大墙文学》已走到了它的尽头了呢?还是从维熙被眼花瞭乱,瞬息万变的生活所困挠,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呢?在考查了他的全部创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从维熙的“大墙文学”“枯竭”、“老化”倒未必,困挠倒是客观的。面对着现实生活的不断     

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剖析

在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上,向来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尖锐对立。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同马克思主义唱反调。本文就人与文学问题剖析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究竟宣扬些什么观点。 1 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开宗明义强调“人”、“人的主体性”,因此有必要先弄清楚他所说的“人”,“主体”或“主体性”的含义是什么?“文学是人学”又是什么解释? 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一文中,刘再复讥讽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人”的观念是“忘记了社会是‘人的社会’,即社会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是“见     

文以载道声气相求——巨赞的佛教文学观

佛教传入中国,迅速成为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巨赞作《佛教与中国文学》,简明扼要地讨论了佛教同文学声气相求的关系.古今中外,宗教与文学休戚相关,佛教与中国文学更是声气相求.从汉代开始,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比比皆是,无论是修辞造句、诗歌、绘画,还是其后的小说、戏曲.在思想上,特别是人生哲学、审美观念,佛教思想的深刻烙印无处不在,集中表现了巨赞“文以载道”佛教文学观.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明代《说文》学述略

《说文解字》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字学著作之一,以至形成文字学史上专门的“说文学”。“说文学”以清代为最盛,同清代相比,明代对《说文》的研究则显得异常萧条,故这段时期的说文学往往被学界所忽视。本文从时代学风、版刻情况、研究情况、传承发展几个方面对明代说文学大体状况作了简要梳理。     

试论元人元曲批评之目录体

王国维《宋元戏剧考》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代文学以元曲创作的高度繁荣为特征,元曲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从质量上看都占据了元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进而成为“一代之文学”。然而与繁荣的元曲创作相比,此时却没有产生相应的元曲理论。理论著述仅见于研究歌曲与演唱的《唱论》,论制曲与曲韵的《中原音韵》,记述作家、作品、艺人并略加评论的《录鬼簿》和《青楼集》。另外还有一些象胡祗等在一些文集中专论元曲的序跋。不过,我们在研读这些理论作品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有关元曲的理论大部分采用的都是“目录体”。那么何谓“目录”呢?照现代汉语…     

《蜀道难》的思想内容是什么?——与安旗同志商榷

在学习研究唐代文学的过程中,看到了安旗同志一篇文章,题为《<蜀道难>新探》(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文章说:“《蜀道难》的思想内容迄今未得到正确的解释,也就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声称要“解决此一千载悬案”。但我读完全篇之后,才知道安旗同志不过是用抽象的政治寄托论,对《蜀道难》进行穿凿附会,未免令人失望,不能不加以辨正。     

从文学与语言学两上视角看&lt;&lt;午餐&gt;&gt;的语言

本文从现代语用学角度同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话语理论”角度评析了毛姆的小说《午餐》的人物语言。《午餐》中人物对话充分运用了语用学中关于会话的“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的多种具体准则或技巧,但从文学的“话语——权力”理论视角分析,这部小说恰恰是对这些“原则”、“准则”下隐含的现实社会关系和话语权力关系的揭露与反讽。这种对照表明：现代语言学从语法到语义再到语用的重心移动,还必须进一步同“话语权力”观念结合起来,这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语言系统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刘亚舟的创作道路和文学风格

长篇小说《男婚女嫁》,使刘亚舟开始跻身于当代小说作家的行列。紧接着他又发表了短篇小说十余篇,出版了长篇小说《幸运儿》和《冻土》等,然而,作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土著”,他说:“我来自农民的庄稼院。”我创作的源泉和文学的“根”,在生我养我的“北大荒”家乡土地上。     

行云流水钱锺书

如果学者大师都明星化,那么我早就是“钱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钱锺书热”从海外开始,之后迅速走红大陆。一时国内好似重新发现了一位学界泰斗、小说大师,于是,钱锺书先生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散文都纷纷找出重印,一时满城尽说钱。钱先生学贯中西,虽然他曾就读的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国外留学所研究的也是英、法文学,但他的传统国学素养却博大精深,我们在读他的《谈艺录》《管锥编》时,     

“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     

笙馨同音 宗旨如一──略论《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是刘勰文学观点的集中体现，它强调的是精妙的艺术构思与精美的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而《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典型反映。其“沉思”之想与“文心”之思，“翰藻”之文与“雕龙”之采，名异而实同，都体现了他们注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文学观点。《文心》所论文体３４种，《文选》３９种，两书基本相同的文体选目近２０种。其渊源有自，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