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汉代抒情赋研究述评

新时期汉代抒情赋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是探讨了散体大赋的抒情性;二是对骚体赋、抒情小赋的抒情品质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三是从传承的角度,探讨了汉赋流变过程中诸多环节的抒情特点。这三个方面拧结在一起,不但拓展了抒情赋研究的空间,而且为重新认识汉赋各体的抒情品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赋渊源初探

汉赋渊源初探辛保平，夏立华汉赋是继承先秦文学而形成的一种崭新文体，是汉代文学的主潮。汉赋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大体可分为三类：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通常所谓汉赋，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汉赋是专指散体大赋的。因此，本文所论汉赋仅就汉大赋而言，汉初的骚体赋和...     

汉代骚体赋运动的文化轨迹

汉代骚体赋运动的文化轨迹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描述 :一是由边缘文化进入主流文化 ,不仅体制在文化中心得到普遍认可 ,而且实现了思想内容方面的转变 ,成为主流意识的载体。二是在其发展过程中 ,因袭与创新两种倾向交织、巨丽与精美两种风格并存 ,从汉初开始 ,骚体赋就由博返约 ,在继续推出长篇作品的同时 ,骚体抒情小赋应运而生     

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

赋文体有固定特点,应该区分赋体和受赋体影响的文体,以及影响过赋体的文体.荀子、宋玉赋特点代表了赋体文学和<诗经>传统的联系,赋体文学受骚体影响,是在汉代以赋体命名骚体诗歌以后.汉赋繁荣是汉代皇帝儒雅精神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讽谏传统的结果.     

论汉代赋家创作的个性特征

当今对汉赋的研究，一般都肯定其总体的价值和成就，而忽略了创作的个性特征，甚至贬之为没有个性可言。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汉代赋家作赋的认识及其体式的理解有偏颇之见。汉代赋家诸如扬雄、马融等确有过仿效前人之作的创作，但他们的模拟只是在文学体式上．而不是在技巧和内容上。汉赋的体式是多元的，且形成了一种定式，如骚体式、答难式、七体式等，这些体式的出现，应当肯定其对赋体形式多样化的贡献，不可视为“了无新意”的模仿。今人探讨汉赋的繁荣原因，多着眼于社会的政治背景、经济条件、文化因素，却极少提及赋家的创作个性的促…     

汉赋文化特质简论

汉赋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其中还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意蕴。将汉赋还原到汉代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汉赋的精神实质。汉赋和汉代政治和汉代帝王息息相关,并随着汉代政治而勃兴或衰微、随着汉代帝王对汉赋的喜恶而或盛或衰;汉代经学占据汉人思想的主导地位,辞赋之士受经学影响最深,经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天人感应观念、君权神授观念在汉赋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播和浓重的渲染;汉赋有自己独擅的艺术意境,总体上讲究辞采华丽之美,讲究音韵之美,细分之,大赋小赋又有不同的审美趋向;汉代赋家多有论赋,从司马相如到王充,汉代的辞赋观大抵由全面肯定到折中批判再到全面否定。     

近十年来的魏晋南北朝辞赋研究

对魏晋南北朝辞赋的研究,相对于楚辞汉赋的研究来说,历来就显得薄弱。近十年的有情况所改变,研究论文,论著的数量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无论是注意面还是研究深度都有所拓展。例如马积高的《赋史》就专以两章六节的篇幅探讨了这一阶段的赋作特点、作家、作品的详细情况;高光复撰有《建安辞赋述略》、《建安时期赋风的转变》、《晋代辞赋述略》、《南北朝辞赋述略》等文,对这一阶段辞赋的情况作了钩稽和概述;曹道衡的《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指出了魏晋后抒情小赋较之汉赋在抒情、风格、声律对偶等方面的进步;刘树清的《我国古代文苑中的珍珠玫瑰——试论汉魏六朝抒情小赋的艺术特色》掼出了汉魏六朝抒情小赋的四大艺术特色等等,这些都体现     

阴阳五行学说与汉代骚体赋的空间建构

阴阳五行学说及其象征思维框架对汉代骚体赋的空间建构影响很大。它不仅为骚体赋提供了一种建构想象空间的可能性,而且还提供了一系列与阴阳五行学说相关联的具体可感的物象和场面,这就使得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建构空间世界的骚体作品如司马相如《大人赋》和张衡《思玄赋》等具有一种可与散体大赋并驾齐驱的特质。     

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两汉之际的外戚政治与赋学转捩

外戚与赋家在大汉帝国政治体制中占据不同位置,赋家代行王言试图襄赞王治,外戚代行王政却遮蔽王权。这种矛盾使赋家生存空间被压缩,流离失所,怨愤愁苦,进而促成两汉之际辞赋的一系列转变:体式由铺张大赋向骚体小赋复归,内容由郊祀田猎变为野外征行,主旨由讽颂并重转向颂扬为主。两汉之际外戚政治对赋学的影响,以赋家个人遭际为媒介,以理性反思为终结。赋家通过不断追问天命与美政,淡化了外戚政治留下的伤痕,在对东汉礼制社会的建构中,重拾对皇权的信心,实现了精神自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