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高校课程资源的开发——基于“俱乐部产品”视角的分析

开发民族地区特有资源,形成民族地区高等院校特色专业及课程是当前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民族地区拥有丰富而特殊的社会资源,加上高等教育具有“俱乐部产品”的外部性,课程资源开发有很高的可行性。但是,目前民族地区高等院校存在办学定位不正确、经费及人才短缺等问题,制约了课程资源的开发。吉首大学“研究基地（中心）+社会（单位或公司）+科研项目”的“三维一体”的课程资源开发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为民族地区高等院校课程资源开发探索了一条现实途径。     

闽越族早期的族群特征与文化

闽越族是生活在福建地区的古老民族,其活动的地域除了福建全境外还包括今天的浙南、赣东北和粤东等地区,以闽江流域为中心。作为族称,闽越族形成于商周时期,东周以来,闽地部落和南迁的越裔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福建地域最具代表性的先民--闽越族,族群的文化鼎盛则是出现在秦汉之际建立的闽越国时期。“闽越”一词的发展历经了从“部族”到“地域”再到“国号”的递变。     

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发展流程略论——湘西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研究之一

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是一种逐渐走向和谐的历史。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其主客观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但其总体上依然充分显现出一种“走向和谐”的大趋势。因此,“走向和谐”可以视为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突出特征。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从人文的视野看萨义德文学批评的方法与立场

贯穿萨义德文学批评活动的两个关键词 ,即“流亡性”与“现世性”,这是萨义德文学批评的重要基因密码 ,它们生成了萨义德文学批评的主要方法和立场 ,并由此延展开来 ,进一步形成萨义德对待作者、文本、读者、善和美等常规问题时的处理方式。萨义德最终将他的文学批评概括为“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但这并未能解决和超越他作为批评家自身的悖论 ,即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冲突 ,因此 ,需要从正反两方面来客观看待他的文学批评。     

“苗疆再造”与民族关系

在对清雍正朝武力“开辟苗疆”动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针对 “开辟苗疆”历史事件之“苗疆再造”阶段所施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教育教化措施对苗疆民族关系所产生的系列深刻、深远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苗疆民族关系由此而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直接的结果是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并因此带来苗疆社会的急剧动荡和清政府对苗疆治理措施的审视和调整。对这一过程中的民族关系思考无疑有助于对当今国家民族政策更加认同和理解,也有助于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认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指引下,科学把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解决中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具体问题的产物,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凝练和升华的产物,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生活政治：边境社会有序秩序的生成原理——滇越边民地方性社会构造的“本己观”探讨

秩序是一个多维概念,基于不同层面,有不同的意义和内涵表达。国家秩序是基于国家“大一统”意志来建构的,而跨境民族则依据族群自有的惯习来维持共同体秩序。国家秩序与边民秩序经常处于一种不调和的状态。边境民族地区有序秩序的生成必须坚持边民“生活政治”的理念。国家在进行整体性边疆制度设计和建设的过程中,要还“心”于民,充分尊重跨境民族自有的行为逻辑,决策咨询对象尽可能地“下移”到地方边民,让边民感受并充分享有作为国家公民的自觉意识,进而积极参与到国家边境秩序的建设中来。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修辞视角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地域传统文化与西部地区"劳务经济"的理性思考——以甘肃省为例

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密切,地方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同时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极大的促进作用,有时还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实施与实现。西部大开发必须进行劳务输出,由于甘肃传统文化的滞后性和封闭性,劳务输出从总体上看,“四低”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即组织化程度低、劳动者技能低、收入水平低以及长时期有固定职业的比例低。超越传统文化,克服陈旧意识,转变观念,不断创新,营造先进的文化环境,为劳务输出培育强劲的文化内动力,是消除劳务输出与传统文化摩擦的有效措施。     

农村劳动力输出问题研究——对湖南省桃江县三堂街镇的调查

农村劳动力输出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影响,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经过实地调查,笔者认为输出地政府应采取以下对策解决劳动力输出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即提高当地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关注外出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加强政府对劳务输出的服务;搞好当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对日俄劳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中日、中俄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对日本和俄罗斯劳动力输出处于上升趋势,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产生了一系列不和谐的矛盾和问题.笔者在中国对日本与俄罗斯劳务合作中存在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之策.     

甘肃省卓尼县劳务输出问题及对策探析

劳务输出是解决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民族地区的民众由于其文化水平较低、劳动技能较差,再加上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浓厚的宗教信仰等,制约了该地区劳务输出的顺利进行。在对卓尼县劳动力资源现状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该地区劳务输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应对之策。     

大连出口企业劳动者权利安排问题分析

针对出口企业劳动者权利安排问题,采用问卷分析的方法,对大连50家出口企业劳动者进行调查,分析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劳动者权利安排的情况,调查表明,劳动者在获取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提出加大社会保险检查力度、提升社会组织权的作用等措施,研究结果对解决劳动纠纷,建立和谐企业劳动关系有指导作用。     

清末政府向南非输出劳务述论

20世纪初,清政府自主向南非输出华工,经历了从严禁到被迫接受,最终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与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实现了劳务政策的重大转变。清政府首次主动向外输出大批劳务,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制度、经济、农业生产力水平、劳动力素质、劳动力供求失衡及情感等因素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广大农村纵深发展吸收和以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为重要转移方向,扩大国际劳务输出,全面合理规划,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辩证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热点和难点.认真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四对转移措施之间的辩证结合,对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良性运作意义重大.这四对结合是:跨行业、跨城乡的转移模式与农业内部转移模式辩证结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辩证结合;鼓励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规范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辩证结合;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国内转移与国际输出辩证结合.     

重庆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农民增收的对策研究

重庆市现有农村人口2 300万人,农业劳动力1 300万人,但其中却有400万富余劳动力处于失业和隐性失业状态。转移农村劳动力,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既是重庆市农村工作面临的巨大压力,也是重庆市农民增收的潜在优势。要把这种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只有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调整农业结构,组织劳务输出和发展小城镇战略,促使农业富余劳动力内部转移、就地转移和跨区域转移,并使之充分就业,这对于我市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结构性变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WTO对我国就业制度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加入WTO后 ,对劳动就业制度而言 ,既是良好的机遇 ,又是严峻的挑战。在机遇方面 ,WTO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原则有利于我国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有利于我国向外输出劳务 ;从而有利于我国扩大和改善就业。在挑战方面 ,加入WTO后一段时期的经济调整 ,会对我国现行的劳动就业体系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如何针对这种影响来改变我国的就业体制 ,以迎接挑战 ,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