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张资平是“五四”新文学草创之初影响深远的小说家。受日本自然主义的影响，张资平形成了自已的自然主义文学观：重视科学的描写、暗面描写，强调人的“自然性”。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学观和创作手法上对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张资平不仅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性爱描写的高峰，其露骨的描写也震撼了中国文坛。名利欲影响了张资平文学创作的每个阶段，也是最终导致张资平恋爱小说走向滑坡的主要原因。     

从“流浪汉”、“骑士”到“革命者”——论中国现代革命小说叙事理念的建构

革命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本文以革命小说中＂革命加恋爱＂这一叙事主题为出发点,在探究人物形象嬗变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革命小说中流浪汉形象、骑士形象以及革命者形象。伴随着浪漫主义等感性因素的不断削弱,创作主体的理性观念渐趋强化,革命小说的叙事理念最终得以构建。     

革命想象与性别表述——论左翼小说中的女性成长叙事

左翼小说中女性的成长叙事,虽深受"革命+恋爱"公式的影响,但却无法用一种单一的模式来统辖,因创作者的性别差异而在文本中呈现复杂面貌。从成长视角探究左翼小说中女性的成长经验、生存状况、精神追求、价值观念与自我建构,有利于从性别视阈折射社会环境和时代文化特征,并挖掘女性成长背后隐含的性别权力与公共政治是如何介入并影响、改造女性成长叙事的。     

女性欲望与男性权威的建构——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阐释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可以拆解归纳为三种叙事话语模式:一是“花瓶”模式;二是“处子”追逐;三是“破鞋”原型.这三种叙事话语模式都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它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对女人独立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否定.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无论从文本策略、叙事姿态,还是从话语方式等方面看,都是典型的男权文化文本,体现出男权文化的价值立场.小说以各种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命运,显示出男权文化话语霸权的巨大张力:女人在两性关系上意欲反抗和颠覆男性权威的主动出击的姿态,其最终结果却是走向事物的反面——更加有力地建构和强化了男性权威,揭示出男性本位主义价值立场之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荒诞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张资平笔下的“新女性”充其量只是“伪新女性”,其小说的反封建意义就此被彻底消解.     

左翼时期青年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心理历程——读《韦护》和《流亡》

二十年代末,左翼文学界出现的一批“革命加爱情”模式小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艰难程度和过程。这些小说反映左翼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转型的过程中,以坚定的“阶级性的责任感”与自身内在的种种个人伤感不断地斗争,最终克服“个人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走向革命无产阶级道路,从而塑造了从个人主义迈向集体主义的新一代革命无产阶级形象。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左翼叙事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作品中有大量属于左翼文学范畴的作品。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左翼叙事是时局与使命的遇合下的书写,是在政治和时代潮流的共同影响下的必然性选择,是文学的时代性与作家使命感的重要表现。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左翼叙事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色与丰富的内涵,获得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张资平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1920-1927)

张资平在1920至1927年间的读书经历和创作情况表明,他与通俗文学之间有着真切的联系,他在作品中一直显在或潜在地吸纳和彰显通俗文学的某些趣味,并揉之以一定的现代视域。张资平喜欢在小说中运用"多角恋爱"的叙事模式,其原因在于:他深受客家山歌中求爱/思恋等叙事模式的影响;推崇自然主义作家以科学方法解剖人类心理和生理的笔法;同时,也是为了迎合读者的世俗趣味。     

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道路

他的生命早已消逝在大雾迷茫的山巅,他的名字也久被葬埋在遗忘之中,然而他的诗却活着,“给人间一个不朽的凭证——一个‘倔强的疑问’在无极的蓝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诗人徐志摩去世已经半个世纪了,但是对他的研究现在还仅是开始。在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于革命的左翼文学阵营和反动的右翼文学阵营之外,有一个数量相当大的作家群。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有些后来走进了革命的营垒,有些则始终在自己曲折的路上徘徊。在后者中间,徐志摩是一个重要的代表,对他的研究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应该引起重视。     

“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的发轫之作——论《野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样式意义

蒋光慈的小说《野祭》作为“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发轫之作，具有此种流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崭新的革命题材与人物形象、“革命＋恋爱”的结构模式、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主观性“散文化”的情节结构等。《野祭》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它丰富拓展了现代文学多样化形态的艺术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样式意义。     

鲁迅与张承志

张承志是当代明确对鲁迅表示过尊崇的一位,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从张承志的小说创作还是散文随笔中都能感受到鲁迅的气息。张承志和鲁迅小说文本中的精神联结首先体现为“母亲情结”,但张承志对母爱的情感意识不但满足了他个人生命的需求,而且寄托着作家的个人理想;而鲁迅对母亲的主体意识更趋向一种爱与孝,认同与批判的双重精神世界。张承志由母亲而生发的“人民情愫”,体现了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但他远不如鲁迅的“立人”思想体系完整和深刻。张承志在精神层面上延续着鲁迅的决绝姿态,他“以笔为旗”,而鲁迅是“以笔为枪”。张承志是用笔来寻找文学的存在意义,鲁迅则是托命这支笔来开拓存在意义的人生。     

从“同路人”到“第三种人”——论1930年代左翼文化对现代派群体的影响

1920年代末至30年代,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穆时英、刘呐鸥等现代派群体深受左翼文化的影响,一度倾向革命,热衷普罗文学,成为左翼的"同路人".然而,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现代派群体从"同路人"转向了"第三种人",他们提倡文艺自由的文学主张遭到了左翼阵营的批判,从而陷入了左翼文化影响的焦虑.     

张资平"走红"现象的大众文化考察

从大众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评价张资平在文坛的“走红”现象,会发现其创作的商业化意识、文本的意识形态疏离以及独特的读者构成等是其赢得市场的关键。研究张资平的“走红”,还能为当下的文学生产和文学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     

心领神会式的艺术互动 --论西方文学思潮对张资平小说的影响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传统文学政治话语功能的淹没性浮现,这与他钟爱的"平面化写作"、"赤裸地展示性爱"共同形成其接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影响的三大板块.弗洛依德学说对张氏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性恋小说多写性压抑、性变态及性意识的潜在流动,写人物纵欲时的焦躁与解欲后的迷惘并由此摆动于生与死的两极之间,这些都暗合了弗氏理论.     

清人张问陶诗学理论及创作观照

清人张问陶虽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其诗学见解却广见于他的诗作中.尽管张问陶的诗学理论与清性灵派代表人物袁枚的"性灵说"确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尽相同,涉及到创作主体、诗歌本体、审美对象等多方面而自成体系,在清人诗论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由此而观照其创作,亦足以卓然称名家.     

鲁迅的苏联文学理论翻译与左翼文学运动

1929~1930年鲁迅集中翻译了四部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面对纷纷扰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争论,翻译这些理论著作成为鲁迅廓清自己思想的重要手段。在翻译的过程中,鲁迅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左翼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并对他后期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路——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本文记述了作者同已故章培恒教授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经过,介绍了章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以及他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课题的意义,评述了章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几个重要特点和学术价值。     

余华论

余华以其富有创造性、超越性的写作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这一个”。他对文学意义的回避与探询构成了写作理想和文本实践的矛盾,从叙事法则和策略上进行“精神真实的奇想”以及以“寓言式写作”建构文体形式都使得余华的小说世界在文学的“变”与“不变”之关系参照中获得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