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 国共和谈始末

全国解放战争及其胜利的光辉历程,正是分裂的中国复为统一的中国的伟大历史变革过程。在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中,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致使祖国“金瓯有缺”至今,最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任务犹待我们去完成。 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是两党和谈中关键性的第三次,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试从这次和谈的历史背景、目的、经过及其影响作些探讨。     

致力北平和谈的邵力子

一九四九年的北平和谈是国共两党和谈中又一次关键性的谈判。这次和谈虽然由于国民党死硬派的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而破裂。但是邵力子致力于和平的诚意和对和谈的真诚态度,是值得称道的,不愧为“和平老人”的美称和同民党民主进步人士的表率。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家王朝的军事、经济、政治、财政、社会各方     

张治中在重庆谈判中的作用

张治中是重庆谈判中国民党方面的主谈代表。他既是蒋介石倚重和信得过的人 ,又与共产党有着较密切的关系。他一方面极力维护国民党的利益 ,另一方面为了和谈的顺利进行并达成协议而积极奔走 ,多方疏通 ,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张治中要求加入共产党

张治中为促进国共和谈乃至民族解放发挥过特殊作用,功绩彪炳,但这位在国民党中举足轻重之重要人物曾申请加入中共的一段历史却鲜为人知。事情过去半个世纪之后,张治中先生在其《我与共产党》一书中对此作了披露。     

1940年成都"抢米"由民变转化为政治事件的考察

1940年3月14日,在抗战大后方成都发生"抢米"事件.此事件之所以震惊一时,是因为国共两党都将事件定性为对方策划制造的政治事件.60多年过去了,今天对此事件作理性考察,其实事件本身是一场因天灾而致粮食减产、因抗战而至入川人口暴增、政府征粮过重,更严重的是巨额游资的囤积居奇等一系列复杂因素激起的自发性民变.这场民变却由于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由于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限制共党之发展"的基本方针所在,国民党方面认定此事件系共产党煽动,并借此镇压中共四川地下组织.由此引发中共激烈反弹,认定此事件纯系国民党特务蓄谋策划制造以嫁祸.于是,一场本为自发性的民变事件转化为国共摩擦的政治事件.但国共均能把摩擦控制在两党合作不遭破裂的限度内,反映了国共对民族利益的共同体认.     

中印两国关于1954年“中印协定”期满失效问题的外交交涉

1961年12月3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进行谈判来缔结一个新协定以代替1954年＂中印协定＂的建议。印度政府以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双边边界问题为谈判之先决条件,事实上拒绝中国政府的建议,致使该协定期满后自动失效。协定失效后,中印双方围绕印度驻西藏商务代理处的撤离问题进行了反复而艰苦的外交交涉。最终,印度商务代理处撤离西藏。以此为标志,中国彻底清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特权,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统一。     

张澜与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密切合作的态度。他呼吁和平民主,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督促国民党做出让步,力促和谈成功,同毛泽东密切交往,默契配合,在政治上、舆论上给共产党以明确支持,为推动谈判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由亲共逐渐走向了联共。新中国建立,张澜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应当说他这一政治地位奠定于重庆谈判时期。     

四大国拒绝为蒋介石出面调解内战

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队遭遇了大失败，平津、淮海战场频频告急。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考虑再打下去对国民党十分不利，便改换面孔，于1949年1月1日发表了一份要求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元旦文告》。人们看到这个不伦不类的文告，就知蒋介石是在打不赢的情况下，才玩起和谈花样。     

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的妥协与让步

重庆谈判 ,国共双方在展开谈判斗争的同时 ,都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共产党方面在是否提联合政府、承认蒋介石的地位、军队数目问题、解放区问题、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和各党派会议等问题上作出了大的让步。国民党方面在承认中共政治地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允许中共军队保留数目、解放区问题和国民大会等问题上也作出了某些让步。双方的让步使谈判得以进行下去并签署协定。双方妥协与让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对于今天海峡两岸再次进行和平谈判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川陕苏区研究中的“国方资料”使用——从“木门会议”的研究资料谈起

包括木门会议在内的川陕苏区历史问题的研究资料缺乏,这与共产党方面的文件形成和存传、资料收集和整理直接相关,亦与研究资料的视野长期停留在共产党方面而忽视国民党方面资料密切相联。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既可弥补共产党方面的资料不足,又可增强川陕苏区研究的客观性,应该大胆地选择、辨别和使用国民党方面的相关资料,从而将川陕苏区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