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教伦理与道教伦理的"儒学化"

古中国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但三教实际上又不可等量齐观。就伦理道德层面的功能与作用而言,佛教和道教确实是不可与儒教比肩的。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便在伦理道德上自觉地选择了"儒学化"这一路径。道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走向与佛教基本上如出一辙,即在伦理道德上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佛教伦理和道教伦理的"儒学化",主要体现在阐述忠孝思想作品的撰写、忠孝思想的提倡、戒律与"五常"的会通、以忠孝作为宗派立教之本等方面。     

浅论唐宋敦煌民俗佛教的特色

敦煌地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但汉文化居主导地位。唐宋敦煌民俗佛教是汉传佛教儒教化的结果,糅有藏传佛教道教化的因素,集佛菩萨、祖先、天神崇拜三位于一体。研究唐宋敦煌民俗佛教应立足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汉文化。     

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唐五代小说中的仙道佛影

佛教东渐,依附黄老之术自上而下广宣流布。自晋以后,与道教互掺,两教在教义、仪式、术语等方面,都有渐趋于混同之势。此等现象,早在宋时朱熹就已揭示于先,沈曾植更是踵事增华,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从观念和题材切入,于唐五代小说中爬梳仙道佛囊,以大量实证材料,论证了在梵华文化交融互汇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莲池大师对"三教一家"说及儒、道的评判

莲池大师作为晚明佛教思想领袖,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三教一家"说及"儒佛一致"论进行了评论,主张三教虽本一家而非无差别,佛为最尊,儒佛心性论有世间与出世间的差异.他回应儒、道二家人士对佛教的攻击,对种种错误知见进行了批驳,阐明了佛法的正见.     

佛道戒律及其伦理意义

本文通过对佛教戒律和道教戒律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 ,概括了佛、道戒律的主要内容 ,揭示了这些戒律的伦理意蕴及其价值。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佛、道戒律与儒家礼教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这三者相辅相成 ,共同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     

福州浦西福寿宫"明教文佛"宗教属性辨析

本文就近年学界所关心的福州浦西福寿宫明教文佛祖殿的宗教属性问题,在已披露的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察.文章不同意学者把明教文佛祖殿定性为摩尼教遗址,而认为明教文佛崇拜是一种地方民间信仰,其创立者并非摩尼教的传人.不过,在创立这种信仰时,不排除受到当地历史上曾盛行过的摩尼教之影响.     

传统文化价值视野中的佛、道教“夷夏之争”——以汉魏两晋南北朝为限

"夷夏之争"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的重大问题之一.在东汉和魏晋时期,两教主要围绕"老子化胡"肆意编造关于本教教主的神话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自神其教,这是佛道争端的前奏.南北朝时期佛道矛盾全面激化,两教就"夷夏之辩"展开空前的大辩论,形成了排佛派、拥佛派和融通派三派基本主张."夷夏之争"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方面.自南朝后期始,儒、释、道三教互相吸收融合的主张与趋势成为主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明教“五佛”考——霞浦文书研究

10—19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将琐罗亚斯德教及其变种祆教、基督教东方教会(旧称涅斯托利教派)和摩尼教混为一谈,与此同时,欧洲基督教对不同的异教也混淆不清。摩尼承认一系列先知,把婆罗门教先知、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视为自己的先驱。因此摩尼教徒对婆罗门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和本教的区别很清楚。吐鲁番出土摩尼教回鹘文文书声称摩尼在四佛之后降生。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绘画中有五个先知的画像,以释迦牟尼居于右上方,以耶稣居于右下方。宋人传说白居易曾有"五佛继光明"之句,但将明教五佛与《金刚经》五佛相混淆。通过对霞浦文书的研究,现在我们知道,明教徒崇拜的五佛是:一佛那罗延,出自婆罗门教;二佛苏路支,即琐罗亚斯德;三佛释迦文,即佛陀;四佛夷数,即耶稣;五佛摩尼,即最后光明使。中世纪知识界中的混淆,却在不经意间于中国民间宗教文书中得以澄清。     

试论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兼及萧梁国家的宗教政策

历史上梁武帝广受非议的原因一是倭佛,二是亡国。然细考之,佞佛与亡国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从梁武帝的一生行事可以看出,他的宗教实践经历了从家传的道教到后期的倭佛这一过程。作为虔诚的信徒,佛教仅仅是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在笃信佛教的同时,萧梁国家的宗教政策是儒释道并用,梁武帝的个人信仰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