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中的选择——面对现代艺术的中国当代陶艺

中国当代陶艺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它的“反叛意识”为中国当代陶艺进入90年代末期的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中国当代陶艺的发生和发展包容了强盛的根土意识,并且成为现代艺术的有力载体。它的媒介状态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艺术品格,在全球性文化的背景中,中国当代陶艺着力架构和诠释出对当代艺术的批判和文化语境。     

从耻感文化视角分析日本社会秩序现象

现代日本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以及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常有秩序的现象。日本社会的良好秩序现象和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深受“耻感文化”的影响、“耻感文化”在民众意识深处扎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耻”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潜意识蕴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中解析出的一个文化元素，但又不同于中国社会的耻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并逐渐与本土的制度规范等相适应，外力作用导致了本土文化习俗与传统的突变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入、日本人的共同体意识、等级意识、各种宗教对日本人的影响等是日本“耻感文化”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耻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     

互联网与文化转型:重构社会变革的形态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发展,不仅塑造出超越自然条件约束的虚拟社会空间,也正在改变人们的社会互动与社会集群方式,并由此改变了社会构建的路径.由网络社会崛起引发的社会变革,深刻表现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动员、集体行动以及文化权力的再分配.在“郭美美事件”中,网民根据自身的意愿生产事件的意义;而“西亚、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则直接表现出互联网文化形态的特点.由此可见,网络社会的文化特征正在成为社会变革的文化参照系之一,互联网将从文化上影响未来的社会构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对当下现代性研究的反思和建构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的尝试

在中西文化思想激烈交锋、政治经济竞争加剧的当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成为目前的重大理论问题。以西方现代性为唯一标准,在中劣西优的认识论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做出价值判断,这样的理论思想和研究结论亟待反思。作为知识体系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已经成为文化霸权,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西方现代性本身具有明显的内在缺陷,且不能准确展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深入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理念,以“人民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美学原则,通过对“人民性”的叙述和表达,把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转化为塑造当代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的有力资源,传达一种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入思考,能够体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文化意识和文学潮流,并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     

重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立足于本世纪20年代思想文化的考察

本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两项重大变化,造就出几个颇具影响的学术流派.本文指出,在当时思想观念更新的变革中,郭沫若始终取中西文化“合璧”的态度,因而最先看到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主流”的发展趋势;他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疑古辨伪”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展示出用“二重证据”以证古史的态度.正因为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成为集当时各主要学术流派之大成的代表作.     

晋江农民画的历史与变迁——兼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的发展走向

历经40余年的发展,晋江农民画在创作队伍、创作手法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最终以独特的地域文化及艺术手法在全国农民画中占有一席之地。通过对晋江农民画的研究,可以管窥中国农民画的发展历程,并以此思考其在当代的发展走向。     

农民画艺术产业化发展路径分析

为进一步扩大中国农民画市场整体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本文从农民画产业化研究现状出发,梳理现下其艺术产业化发展道路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探讨农民画艺术产业化发展新路径,从而推动中国农民画在现代新农村茁壮成长。     

从自我的符号到审美意识形态的代码——中国农民画审美性质分析

中国农民画不是原发性的民间艺术,而是经过政府文化机构有意识地组织、扶植起来的"群众艺术",属于"亚民间文化".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民间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同化、被同化的关系;在走向市场的今天,它又受到了新兴的大众文化的挤压.中国农民画只有回归本原,扎根民间,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努力寻求与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新的平衡,保持应有的张力,才能保有并不断拓展自己的生长空间.     

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

本文从本土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的人情这一“世俗化的文化概念”，着重分析了人情概念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在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所具有的意义、作用、产生的影响及实际运作的过程。认为，人情是中国人与他人进行交往、建立关系的主要依据和准则，它决定了中国人在与没有血缘联系的他人进行交往互动时所表现出的互惠互利的社会性交换行为以及在人际交往活动中的关系取向二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人情的产生和形成则起因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家族主义文化观念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深化成为社会的基本制度以及文化的泛化过程．     

"和"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及其现实生命力

“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梳理了“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认为它已经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分析了“和”文化对中国外交活动的影响,认为“和”文化构成了古代朝贡体系的文化基础,但在近代外交中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性,新中国成立后,“和”文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智力源泉;指出“和”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