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孟子》中舜与瞽叟的父子关系——以“亲亲”、“尊尊”为视角

在孟子视域中,被尊为圣贤的舜与其父亲瞽叟的父子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即用以回答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何者为先的时代伦理问题。咸丘蒙之间和舜＂窃负而逃＂则集中表明了孟子的父恩重于君义。这种父子君臣观上承子思的理论脉络,中间经历长期的历史湮没,后为黄宗羲重新发掘并成为其对君权反思和批判的思想来源,因而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道德意义。     

略论朱熹建立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

朱熹(公元1130—1200年)“集诸儒之大成”,融儒、佛、道为一炉。他的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是借助于一定的逻辑方法建立起来的。本文试就朱熹建造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问题加以探讨。 朱熹理学思想中一系列哲学范畴的表述,首先是运用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来实现的。他的理学基本范畴,如理、气、性和格物致知等,既是对古已有之的哲学范畴的继承,又有新的发挥。他对理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或作语词解释,或作定义,大都给予合于义理的阐释,作了充分地说明。譬如,对“理”这一最高本体,朱熹怍了这样的阐释:     

论虞舜逃生传说的衍化及其衍生性文本

虞舜遭受父母、弟弟陷害及其逃生的诠释源于《孟子》。在遵从《尚书》的同时,《孟子》增设虞舜罹陷与逃生的故事情节,丰富了舜的孝子形象。汉至清代,该故事衍生出四种文本系统：瞽瞍与象焚廪、填井,虞舜自逃;瞽瞍焚廪,二妃助逃;“后母”主谋,神祇佑舜脱险;瞽瞍放生。其中家人的加害行为多依据初始文本《尚书》《孟子》,舜的逃生则有不同的传衍,与初始文本形态差异较大。虞舜自逃表达了司马迁的“怨慕”之情与生命隐喻,二妃助逃显示了刘向对二女智德的颂扬,神祇佑助突出了敦煌变文的民俗宗教底色与劝谏主题,瞽瞍放生彰显了焦循对父子亲情与孝道伦理的归复。这些衍生性文本丰赡了虞舜孝道故事,构建了虞舜的完人形象,借此可探寻经学向史学、文学与民俗学的渗透路径,为诠释此类文本提供解读范式,甚至启迪其他学科的研究。     

论朱熹的解经思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平生重视对儒家经籍、元典的解读,以“经义”释己见,认为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将“经学”形式与理学内容相结合,不仅能重构一个完备的儒家“道统”体系,在儒、释、道三教斗争中,与异教相抗衡:同时在依经明理中,通过“圣学”形式,给自己思想披上经典外衣,更便于合法化地为大众接受。因此,朱熹一生,在构建理学体系的同时,还不断地从事对五经六典的解读、训诂、释义,其涉猎范围之广,几乎遍及诸经。他的理学思想大都通过对经籍的释义而阐发,尤其是对《四书》的解释,几乎毕其半生精力。所以,《宋史》称道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尽其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朱熹一生著述颇丰,所著书有:《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义》、《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等;所编次书有:《论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     

朱熹思想与佛禅

朱熹是宋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集理学思想之大成.他在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出入佛教.朱熹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力主辟佛,这是他对佛教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则通过援禅入儒,进一步强化儒家哲学的思辩性及精致性,最终实现了对佛教的超越.     

论《大学》之“诚意”

汉唐儒、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之＂诚意＂有不同的论述。汉唐儒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一概念,而朱熹和王阳明则对＂诚意＂有所强调。汉唐儒的修身和为政是一体的;朱熹理学思想强调的是修身成德,从而造成了修身与为政之间的隔膜;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之下,以＂诚意＂为中心较好地处理了为政和成德的关系。无论汉唐儒、宋儒还是明儒,他们的相同点都是强调践履。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朱熹青少年时代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青少年时期与佛教思想的传承关系怎样?为什么其后又“逃禅归儒”?在“逃禅归儒”中,扬弃了佛教的什么东西?这些问题的正本清源,对我们正确认识儒佛之间排斥与融合、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深入了解朱熹理学思想的实质,是十分有益的.     

论朱熹理学体系天人不合一的内在矛盾

“天人合一”是宋明理学的总纲与基本原理，也是全部入学的基本原理。朱熹理学体系并未到达真正的“天人合一”，天人贯通，而是利用概念歧义对天人之理作了不同解释，天人依然处于分割隔离状态。朱熹理学体系天人不合一主要表现为：一是宇宙论理路与人性价值论理路的矛盾；二是对“天人合一”之理——“仁”，的内涵解释理路的矛盾，即天地之性与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     

略论“荆公新学”之“新”

宋学张扬士大夫的独立个性与《孟子》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升格运动密切相关,而王安石变法则标志着《孟子》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开始受到皇帝和多数士大夫的敬慕与青睐。特别是王安石把他的理论重心置于对时政问题的把握和审视,以经学推动变法,凸显了"荆公新学"的致用特征。于是,《三经新义》就成为其"托古"思维与施行"少年新进"策略两者之间互动的时代产物。     

朱熹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推崇《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并作了诠释,但是,如果由此简单地以为朱熹主张应当像对人之爱那样爱护自然万物,那是不确切的。像先秦儒家一样,朱熹强调"爱有差等",并且以"理一分殊"为依据;因而在朱熹看来,爱物与爱人是不同的。同时,朱熹又不是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服从于人的需要,而是吸取了贾谊《新书》的观点,把"爱物"与对自然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应当尊重自然,根据不同自然物的特性,使万物各得其所;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问渠哪得清如许？”——也谈《背影》里的“背影”

蒋济永先生《 <背影 >里的“背影”解读》将“背影”解读为“母亲的形象”的观点及其“泛性论”的批评方法值得商榷。笔者从作家的创作方法、直接动机、叙述细节、审美心理四个层面分析所得结论是 :假如将朱自清的散文看作浊浊尘世中的一湾碧影 ,他在散文中所饱含的诗学理想和至真至美的情感就是那源源而来的活水 ,加之作家对自我的反省和对人性的反思的表现 ,使作品中处处弥漫着人性的温馨。笔者提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审美解读与批评。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以天人关系看孟子“仁政”的乌托邦

不同于孔子,“仁”在孟子学说中被降格。“仁”乃人心,由“心”推出“性”,由“性”乃事天,这是孟子的天人关系。孟子又以人性为出发点,认为“仁政”实乃“心政”。由于孟子对于天人关系次序的理解失当,即便是主张土地、税法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加上与当时的现实相距太远,孟子的“仁政”也只能是他心中的乌托邦。     

《孟子微》与康有为对中西政治思想的调融

康有为调触中西思想,复以之为基础创发其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闸门。《孟子微》就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其思想史意义并不次于其《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和《大同书》。正是在这书中,康有为通过重新诠释孟子,将儒家传统的“民本”论转化成为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并将近代西方的平等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范畴。     

朱光潜的美学与人生哲学

"美感经验"把朱光潜的美学与人生哲学贯通起来。朱光潜的美学探讨"美感经验"的心理机制及其"前因后果",属于科学;通过"美感经验"实现人生的解脱与超越,即所谓"人生艺术化",这是朱光潜的人生哲学。弄清朱光潜的美学科学与人生哲学的关系,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评价朱光潜的思想,为当下的美学和哲学研究提供借鉴。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     

四端七情说中的道德原则先在性问题研究

孟子＂四端＂说为儒家＂仁＂学和＂性善＂说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基础。朱熹对四端的发挥,以及理气、动静、发与未发等论证为道德提供了一种宇宙论、本体论和形而上的理论支撑。所以朱子尊德性和道问学并重,理本却绝不贱气。号称＂海东朱子＂的韩国儒学大师李退溪,将朱子学中理的方面加以发展,强调理的绝对优先性,存养道德,压制情欲,形成的性理学其实更近于二程;而与其并称＂理学双璧＂的栗谷的性情论与朱子更为接近。     

《西铭》的境界特质及其价值意蕴

《西铭》是张载一篇几百字的短文,表达了他的人生理想价值,讲述了人在天地间的地位,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并把“人”具体到“个人”,推出了人在天地间应尽到的责任和义务,是张载哲学思想的结晶。基于此,拟从“天人合一”的本体境界、“民胞物与”的大同境界、“存顺没宁”的生存境界三个方面对其境界特质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西铭》的主旨,对于当下和此往人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