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是否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

我国股权质押和中小投资者保护目前仍存在制度性缺陷,因此大股东常常利用股权质押制度缝隙掏空上市公司,这不但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同时也扰乱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路上的"绊脚石"。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入手,分别探讨了股权质押是否会增加大股东掏空动机,国家法律和公司内部监管两方面如何影响大股东掏空行为,以及最终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股权质押会增加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概率,但法律和公司内部监管均与掏空呈显著负相关,即法律和内部监管会对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产生抑制效果,从而达到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目的。为大股东股权质押及投资者利益保护提供新的研究变量,同时也为监管部门规范股权质押业务和投资者利益保护提出相关建议。     

论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财务:影响机理与市场反应

股权质押融资是一种大股东常用的财务融资策略。从理论上分析,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后可能会产生控制权让位风险与杠杆化风险,这两类风险可能对上市公司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大股东可能"易位"而影响上市公司稳定性并造成公司价值受损,大股东过度杠杆化可能产生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利益输送,透过这些机理关系,提出需借助市场反应所要检验的两个命题。     

大股东股权质押、外部审计监督与真实盈余管理

在股权质押爆仓事件频频出现的背景下，以2014—2019年我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质押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揭示了外部审计监督对该影响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且质押比例越高，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外部审计监督可以明显抑制股权质押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企业通过销售操纵、生产操纵和费用操纵来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而外部审计监督主要通过抑制生产操纵行为和费用操纵行为来抑制股权质押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上述结果在真实盈余管理滞后一期、增加控制变量以及替换外部审计监督衡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未来管理中应在股权质押融资前严格审核，融资后密切关注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投资行为；警惕高比例股权质押企业；进一步加强外部审计监督的力度，提高审计师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更好地识别并抑制企业通过销售操纵来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这一路径，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     

终极超额控制与大股东的竞合关系对公司债务期限决策的影响

以2010—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人与大股东竞合关系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终极超额控制与公司债务期限存在正"U"型关系;大股东和终极控制人形成的竞争力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负相关,大股东联合短期债权人对终极控制人自利行为进行约束,但这种约束力在终极控制人是政府股东及终极控制人是绝对控股股东时显著减弱;第二大股东与终极控制人股权性质一致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此时大股东和终极控制人更容易形成"合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第二大股东为信托股东时,更容易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效应减弱,不再显著。而当第二大股东为受益股东时,和终极控制人形成了明显的"竞争"关系,对公司债务期限的影响效应增强。     

创业板公司股权质押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

选取2011—2019年A股创业板1 611家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股权质押与会计稳健性的交互项,研究会计稳健性对股权质押与盈余管理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大股东股权质押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降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上升;会计稳健性对股权质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我国创业板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大股东减持作为一种支持行为之探析

"掏空"和"支持"行为对公司来说是两种作用对称的行为.大股东减持作为"掏空"行为之一已有研究,作为支持行为还未见研究报道,然而大股东减持是能够作为支持行为的.大股东减持既可能用套现获得的资金直接支持上市公司,也可能是通过引进战略投资机构、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效率实现支持.两个案例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大股东在公司处于财务困境时减持可能是大股东支持行为之一,但这还有待于对大股东减持与其支持行为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更高的企业金融化水平.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恶化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存在"股权质押-融资约束-金融化"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也为厘清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内在机制提供一个新视角.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会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与高社会责任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国有与低社会责任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明显。（2）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降低投资不足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有助于提升投资过度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这归因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引发的企业融资约束效应。（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主要通过加大企业金融化及助推大股东掏空渠道来抑制企业投资效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大股东掏空-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均有效。（4）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对两者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的提高均会加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     

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采取金字塔控股方式的民营上市公司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各种手段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针对沪深两市371家具备金字塔结构的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分离系数、股权制衡度、管理者持股比例和资产负债率。在ST公司和正常公司的对比分析中,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资产负债率和公司上市年限对大股东资金占用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大股东资金占用与审计约束

以大股东资金占用作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替代变量,研究审计对这一代理冲突的约束作用。实证研究表明,大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越严重,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而大股东经营性资金占用与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其大股东占用资金在未来年度将会减少。审计能有效约束大股东资金占用。     

基于托宾Q理论的大股东减持行为研究

随着全流通进程的加快,限售股解禁和大股东减持行为是当前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对大股东减持的动机和截止到2009年7月31日的减持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公司的托宾Q值、公司托宾Q值与本行业平均Q值之比,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托宾Q值与沪深A股市场的平均Q值之比越大,大股东的减持数量越大;限售股解禁数量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限售股股东持股成本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的影响不显著等结论。     

大股东侵占与企业声誉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是公司治理的一大难题,大股东和股权集中度的存在又为公司的有效治理蒙上了一层面纱。约束大股东行为以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成为现阶段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而公司声誉通过影响公司的竞争力和持续性经营,被认为是约束大股东利益侵占的一个有效机制。选取中国2011—2013年度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法分别对大股东侵占和公司声誉对我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大股东的侵占对公司绩效产生了负面效应,而公司的良好声誉对公司的绩效产生了正面效应。     

证券投资基金持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研究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研究数据，探讨了证券投资基金持股行为和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水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水平和上市公司的担保抵押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为我国如何进一步提升证券投资基金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大股东资金占用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受到政府政策影响,国内融资环境持续收紧,导致上市公司资金占用问题越发严重。文章采用2006年至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两类资金占用问题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经营性资金占用水平越高,投资过度现象越严重;企业集团会加剧经营性资金占用对投资过度的影响;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水平越高,投资不足现象越严重;企业集团会减弱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上述研究结论表明,资金占用会以不同形式影响企业投资效率,企业集团的存在会进一步影响上述关系。最后,文章提出一些优化企业治理和投资决策的建议。     

基于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大股东减持行为实证研究

随着全流通进程的加快,限售股解禁和大股东减持行为成为当前资本市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问题。而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对大股东的减持行为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在对大股东减持的动机和截止到2009年11月30日沪深A股312家股份全流通公司的减持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全流通后,公司的托宾Q值、公司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所处的估值水平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在整个市场中所处的估值水平越高,大股东的减持数量越大;限售股解禁数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限售股股东持股成本对大股东减持数量的影响不显著等结论,最后简要分析了个人转让限售股征所得税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以及研究展望。     

股东身份认定问题探析--兼论工商登记的性质

公司应以股东名册为准来确定股东和对抗善意的受让人,出资转让合同可在善意受让人与让与人之间产生对抗力。受让人之外的善意第三人应以工商登记为准来确定其股东身份。鉴于工商登记是属于私法领域的程序性的商事法律行为,恶意第三人或者受让人的股东身份确认则不应严格拘于工商登记和股东名册。分红记录、公司内部章程和出资协议对于股东身份的认定也具有一定的效力。实质意义上的股东、公司及恶意受让人都不能以没有工商登记为由否认其实际的股东身份。     

论公司小股东权益之保护

大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经常侵害小股东的权益。这一问题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在我国尤为突出。因此,研究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有关法理依据,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寻找适合我国公司制度的小股东保护措施,对于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很有必要。     

临时股东会议召集权纠纷中股东救济法律问题

股东对违法召集的临时股东会议加以救济的重要途径,是自行召开临时股东会,但其须先行使临时股东会召集请求权。此外,股东通过请求法院撤销临时股东会决议这一事后救济,不享有表决权的股东也享有撤销权。股东还可以通过申请法院先予执行以及发出暂缓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的事前救济方式。不过,先予执行这一救济方式的法定条件并不能适用于中止临时股东会的召开,适用先予执行所需时间也不能满足中止临时股东会议召开的紧迫性,因此,需要加以修改。通知这种救济方式,无论是内容还是效力都需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