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上) --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

《周礼》记载了一种六冕制度,其等级安排具有君臣通用的特点,其结构是“多列式”的。这种等级结构带有周朝等级君主制的印迹。两汉间统治者采用了占代冕服,《周礼》的六冕记载开始对帝国礼服制度显示影响。汉明帝复古用冕制,但所采用的是“单列式”结构。魏晋朝廷曾损略服章中的黼黻,以维护帝王尊严。南北朝都利用《周礼》进行冕服复古,以争取文化号召力。北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多列式”冕服等级体制。隋唐上承北周,继续搞冕服复古,但隋用“单列式”服制,唐用“多列式”服制。“多列式”冕服等级造成了君臣冕服倒置的情况,这在唐高宗时引起批评。“多列式”被放弃,回归于“单列式”了。宋明时实用化、世俗化倾向,导致了冕服的逐渐衰落。从冕服在十几个世纪中的兴衰变异中,可以看到现实与传统、政治与文化在帝制中国的复杂互动关系。     

清代抱告制度考论

抱告制度乃元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渊源大致上可以追溯到<周礼>的相关记载,而其初步形态则形成于元代,经明代,至清发展成熟.在清末修律时,传统法律中的抱告与现代法律上的诉讼代理,出现了融会.现代学者一般将抱告视为传统中国的诉讼代理制度,这是一种误解.考察清代抱告制度的内容之后可以发现,这两种制度之间有着巨大差异,这种误解遮敝了抱告制度的特有内涵.     

张廷玉等著《明史·舆服志》价值初探

《明史·舆服志》是专门记载明代舆服制度的重要文献,全面保存了明代舆服制度的基本史料,所述史实准确可靠。它涉及明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研究明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蒙元时期的灾荒与灾荒赈济

元代是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于蒙古军队本身的军事实力可以说是站在了时代巅峰，所以元代也顺理成章的拥有着远超历代、空前辽阔的疆域。但是在拥有广袤领土的同时，蒙元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元代的统治者虽然来自游牧民族，但是官府对救荒也较为重视，元代统治者在继承前代救荒经验的基础上，施行了一系列的救荒措施，有些还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贡女制度是伴随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双方宗属关系逐渐确立而形成的高丽王国向蒙元帝国献纳本国女子的一种特殊国家行为关系 ,是兼有通婚和役使双重作用的政治、社会宗属制度。在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长达 1 30多年的交往中 ,贡女制度大体上经历了初始、形成与鼎盛、转折与禁绝三个发展阶段 ,对蒙元帝国和高丽王国的国家关系以及民间交往 ,均产生了重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蒙元时期蒙古族妇女面妆研究

本文结合元代文献资料、出土文物、图像资料等,分析了蒙元时期蒙古族妇女的面妆与面饰,并与契丹妇女＂佛妆＂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蒙元时期蒙古族妇女的面妆与面饰虽然受契丹妇女＂佛妆＂影响,但仍具有自己的特点。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蒙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1]696.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作为蒙元帝国的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在元朝统治时期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

五、南朝冕服的复古与创新 “制礼作乐”之事往往要以国势为基础,风雨飘摇的小朝廷多半不会不自量力,在礼制上妄作更张。像东晋在江南艰难立足,礼制上就能简则简。南北朝则已走出了历史的低谷,南北同呈向上气象。看上去“盛世”有望,君臣便都忙碌起来了。创制热情,在南北两方引人注目地同时升温。这既出于政治行政需要——汉魏旧制已不全适合时代发展了;也是出于文化需要——通过“制礼作乐”来夸耀繁荣昌盛、弘扬中华正统①。对这两种需要,《周礼》都可以提供资源。刘宋及萧梁着手舆服复古,《周礼》明显推动着冕服的改革。     

元代官方医疗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发展

蒙元时期,在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动下,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医疗体系,重点建立了宫廷皇室、官员、军士、贫民和囚徒等特殊社会群体的官方医疗保障制度。     

“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考

赵成庆是元代中后期重要的监察官,一生为官历经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惠宗六位皇帝,由正九品累官至御史中丞。"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以及文献记载,其为官刚正,激浊扬清,不仅兼任过通奉大夫、资善大夫,并在至正年间任御史中丞兼兵部尚书等职,其对于元代中后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后代至少十余人在明清两朝于多地担任要职,施政于地方,可谓功勋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