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威望的国际传播因素分析

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国际威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除依靠自身实力外,国际传播作为重要的传播途径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传播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培植和影响国际公共舆论,减少国外公众误解,促进对中国的认同,增进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信服力和对外影响力.新的国际传播策略应转变传播理念,合理安排传播信息,发展传播技术和拓展传播渠道.     

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与人民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的伟大战略抉择.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所扮演角色的追问和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同时会加速解构西方传统霸权崛起理论在国际社会的习惯性影响,开辟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平发展的成就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构成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国际传播的有利条件.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必须继续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着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周边睦邻友好关系,打造中国和平发展的话语体系.     

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模式探析——体验传播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级新闻媒体积极对外报道中国，但总的来说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任务很艰难。文章分析了国际传播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的局限性，提出从体验传播的视角来考虑国家形象的构建模式。     

新时期“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边界规限及其意义

21世纪以来,以"政治"为主轴搅动着整个世界进入高度不确定性的格局中,"传播"无法以比较自觉的认知和比较稳定的形态发挥作用。其中在"国际传播"主导下,"全球传播"成为一种理论误区,迫切需要重新反思和学术澄明。深究"传播"的本质,"社会性"和"政治性"才是其原始基因。因而,当"民族国家"成为遍布全球的人类政治建制以来,"传播"便被各种政治形态的国家所规制、所统摄,在传播活动中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形态就是"国际传播"。在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全球传播"理念和理论,主张"去国界"、"去政治"、"以地球村为边界重建全球传播秩序",只是充满着乌托邦式的幻想,会误导国际传播不能正面应对来源于不同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乃至不同政治文明的国家之间信息沟通和交流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面对"国际传播"已然主导人类传播的现实,所谓"全球传播"的理念和理论也该休矣。     

从软实力到“暖实力”:中国国际传播理念创新的话语、维度与愿景

国际传播理论与生俱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烙印在当前全球传播生态变迁和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逐渐式微。由于缺少共情话语与观念生产的能力,加之“中国威胁”话语建构日趋复杂,我国国际传播策略与效果层面的短板尚未克服。“暖实力”的提出,有利于探寻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和符号体系的方法,打造既本土化又彰显中国善意的共通话语、符号和叙事范式,亦是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建构中国标识性话语的新探索。全球信息传播所遭遇的传播折扣因素、“暖实力”的价值升维要素、“暖实力”编码/解码、中国形象建构以及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宏观技术路线,构成了中国“暖实力”的国际传播框架。以战略传播理念构筑“暖实力”国际传播内核,以新技术赋能“暖实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以中国善意聚合“暖实力”国际传播内在动力,以“对话人格”形塑“暖实力”国际传播行动框架,有望成为中国“暖实力”国际传播的可行路径。     

试论对汉语国际传播机遇期的把握

现在正值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重要机遇期。如何把握机遇期,是目前汉语国际传播事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机遇期的把握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正视中国形象的双重性,为汉语国际传播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扩展文化主导权,实现汉语国际传播的快速发展;办好孔子学院,为汉语国际传播提供机构保障;加强制度建设,为汉语国际传播事业提供制度保障。     

新世纪中国涉藏国际传播研究述评

基于国际传播研究多元化范式,本文运用文献法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涉藏国际传播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五个倾向：多视角考察和分析国际媒体涉藏报道、西藏作为涉藏国际传播主体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媒介中的“西藏形象”研究、国际传播视野中的藏传佛教及其文化研究、海外互联网涉藏舆情的相关研究等。同时本文通过对当前研究特点和不足的评析,尝试从学理层面就数字媒介趋势下民族宗教议题对外话语体系重构、多元媒介中的西藏对外形象修复和改善策略,提出方向性建议。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双重境遇与优化路径

“中国的话语权”实质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对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压制,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良好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目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构还存在传播“声量”较小、“供给”不足和“本领”不强等现实挑战。为改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不利局面,必须做到“言之有力”,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言之有料”,推进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言之有器”,加强中国理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路径探析

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一环,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状况不容乐观,中西版权逆差仍然很大;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论坛声音微弱;孔子学院发展很快,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西方主导国际传媒;中国文艺作品的建设性不够.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该在如下方面着力:把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建设对外话语体系;官方、知识界、民同、媒体的多方有效互动,讲好中国的故事;拓展国际传播平台和载体,尤其是把新媒体打造成传播主流文化的利器,以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新中国国际传播历史分期再研究

中国国际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中国国际传播的起步阶段（1949-1978）;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阶段（1978-2008）;中国国际传播的开放阶段（2008年至今）。其传播观念正在由对外宣传向国际传播转变。中国的电影、电视、互联网等正在持续地扩大其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改变着中国国际传播的未来。     

社会主义国家网络国际传播力建设

网络国际传播是信息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科学技术形态和政治角力场域,是新时期国际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加强网络国际传播力关系到政治软实力建设、国家政权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分别处于网络科技和网络传播的不同发展阶段,面临各异的任务和问题,亟待通过网络国际传播力建设,回应和超越现有的资本主义网络国际传播体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并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新思路

在全球传播语境下,中国价值观传播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严重受制于西强我弱的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实现破局的方案,既有赖于转变不平衡的国际舆论格局并构建信息流动的新秩序,也有赖于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有机融入这样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从价值观研究的学术和历史经验以及实践创新视角可见,在新阶段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应把价值观建设有机融入国际传播实践,在价值观的建构和诠释上增加可共享性,同时创新传播方式,有效推进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理论和实践。     

以和平的理念重塑国际传播秩序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最理想之境,不是在全球传播战争和冲突的价值理念,而是努力化解各冲突方之戾气,建构和平之舆论环境。重构和平传播理念,无论是个体、媒体还是社会组织要充分传播和平的正能量,这是解决人类心灵的困境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方案。     

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

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一边倒＂,争取中间地带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一条线＂,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等历史阶段。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等思想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相应的国际战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客观估量国际局势、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永远不称霸。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语国际传播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策略与路径

积极推动汉语的国际传播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有效工具.当今汉语国际传播在汉语教学本身及汉语承载的文化传播两个方面存在不足,有必要进行策略重塑和路径创新.策略重塑包括传播理念的“去工具化”、传播形式的“柔性化”和传播媒介的“丰裕化”等.路径创新则可以从分类传播、典型引领和受众体验驱动等方面着手进行.     

重点突破: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战略选择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怎样才能取得实际效果?国家和媒体的投入怎样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数据对比发现,中国媒体在经济实力、人力资源数量和结构等方面与西方大型传媒集团存在较大差距,无法与之全面抗衡,宜实施重点突破战略。所谓重点突破战略,就是要对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等进行精心选择,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能最有效地影响国际舆论的方面,最大限度地提升国际传播的效率和效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突破重点和突破方法分别提出了若干建议。     

中国传统文化与国际恐怖主义传播的治理模式创新

现代恐怖主义的媒介化生存使得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离不开对恐怖主义传播的治理。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和美国的霸权主义立场是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恐怖主义传播治理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义利观、王霸观、和同观三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迥异于西方的治理价值和治理理念,从治理话语、治理机制、治理战略等方面入手建构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将有助于改善对国际恐怖主义传播的治理。     

数据主权、数字基础设施与元宇宙：平台化视域下的国际传播

平台化背景下,中国的国际传播亟须突破以媒体为主体、以内容为载体、以国家为边界的局限性,从数据主权、数字基础设施与元宇宙3个方向寻求突破。第一,掌控数据主权是平台化时代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只有在全球化的平台生态系统中把握用户数据的流动,在基础设施平台、中介平台和行业平台层面均建成中国主导、有国际影响力的关键节点,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打牢“地基”。第二,连接数字基础设施是平台化时代国际传播的切入点,中国应聚焦于平台化发展的驱动力,借助多行业的平台接口提升国际传播内容的丰富度和表现力,同时拓展中介平台的服务范围,将数字平台产品作为国际传播的载体推向海外,并充分挖掘数字基础设施的可供性,通过多维路径提升国际传播实效。第三,元宇宙是平台化国际传播的未来布局方向,可以通过共建理念消解数字地缘政治的影响,通过具身传播技术引入更加多维的数据流,并利用平台开放的可编程性实现技术之间的互用,推动实现平等化、精准化、社会化的元宇宙国际传播。     

中国文化国际社交媒体传播研究——基于YouTube热门视频的分析

以YouTube、Facebook、Twitter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对国际传播范式和文化传播方式带来深度渗透和冲击,成为许多国家高度重视和积极利用的传播新领域,显现出在全球传播中的显著效应与战略价值。当前,中国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软实力建设亟待加强和提高,文章以YouTube具有一定传播热度的视频为对象,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现状、效应与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YouTube语境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跨界融合,全面提升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

中国传媒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处于弱势,为了全面提升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要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树立文化传播的主体意识;争夺有效话语权;提升对外翻译的影响力;借鉴国外媒体的经验、现成的国际传播渠道,提高与境外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构建合理的现代传播体系,打造国际一流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