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权力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实现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仍然围绕着裁判机关主导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权力能够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发展的作用.针对这一问题,以“原告”为视角分析公权力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实现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提出诉讼外以及诉讼内两个方面公权力的实现路径,以期保障公权力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中的促进作用.     

卢梭政治伦理的公权力指向及现代反思

卢梭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以公意为道德基础重塑现代政治,并从公意出发寻求公权力的伦理价值.通过对公意的深入探究,卢梭找到了解决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矛盾的方法.然而,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表明,公权力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的诸多功能依然与公民权利发生着不可避免的摩擦和冲突,而且公权力的指向也无法达到公意所要求的“公共的善”或“公共幸福”.回顾卢梭的政治伦理思想,他的公权力观念中闪烁出的光辉依然值得我们不断探讨和引申,这无疑是我们研究现代民主政治不可多得的宝贵思想资源.     

死者的占有与犯罪定性

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杀害他人之后临时起意取财,或者是无关第三人拿走死者财物,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行为,但对该行为的定性在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却存在较大争议.众多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死者的占有持有不同意见,对于死者占有问题的解决,应考虑死亡和取得财物的侵害行为是否有实质关系,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人和财物之间的关系来具体判断是否属于死者“占有”,而不能完全否认死者的占有.可以推定死者的“占有”,对行为人临时起意取财行为定盗窃罪,对第三人拿走财物行为根据财物与社会一般人的隔离情况,分别情况定盗窃罪和侵占罪.     

对版面费行为的法益考量

版面费行为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应将其列入单位受贿罪的规制范畴.但如果我们从单位受贿罪法益的视角来看,版面费行为只不过是一种相关单位秉公办理的正常管理活动,它并未侵害单位受贿罪的法益,也不构成单位受贿罪.版面费问题的实质不过是一个学术规范的构建与完善问题.     

比例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比较研究——以刑事立法为视角

比例原则作为限制国家公权力的重要原则,其主张国家权力的设置与执行应当具有正当的目的,在履行公权力之时,要尽可能减少对公民权利的限制.然而,作为限制国家权力的重要武器,其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过程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通过对比例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比较,比例原则无论是立法还是在司法过程中,无论是整体上的公正还是在实现个案正义上都应当具有更为重要、更为全面的作用.     

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及其主要指向

权利的防御权能是指权利主体应享有的一种要求其他人承担不得侵害其权利的不作为义务的能力.它是权利的基础性权能之一.唯物史观的国家学说,更深刻昭示了公民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应主要指向国家公权力的立宪主义精神.我国传统宪法理论否定基本权利应主要防御国家公权力,是典型的理论误区.     

和谐法治视野下的警察权

近年来,与警察有关的恶性事件频发.警察权作为公权力中最重要的一种权属,它的异化无论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还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其作用力都是不可小视的.为了早日实现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和谐法制的目标,我们需要从法律的视角对警察权进行重新界定,并就如何规范警察权进行初步的制度建构,以期使警察权能更加合理、合法地行使.     

论单位受贿罪的认定及相关问题

单位受贿罪由于实施主体的特殊性,在实践中查获的案件很少,但是社会危害性却很大。单位非法向内部职工收取各种集资、摊派费用。国有单位如学校、企业等利用其垄断地位乱收费等行为,都可能构成单位受贿罪。司法机关对单位受贿罪的认定标准过于严苛,对单位受贿罪和受贿罪的犯罪成立数额做了相差悬殊的界定,违背法益侵害这一犯罪本质,也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论经济法视野中的公权力

经济法是公权力进入传统意思自治领域的结果,与公权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公权力的存在是经济法的一个特质,经济法在历史舞台上的兴起可以归结为两个可以相互独立的原因:一是市场失灵;二是为了应对社会化所致的社会问题而借助公权力对包括市场在内的全部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合理性.经济法在用公权力去矫正权利失衡的同时,自身也要受到来自形式理性的制衡和它的对立物--权利的制衡.经济法在实现自己价值追求的过程中,应当着力规范公权力运行,实现经济法治.     

台湾地区私立高校退场中的公权力干预及其困境

台湾地区公权力部门经过较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建立起行政调控与法律规制共构的私立高校退场机制。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并行的“强干预”职能模式昭示着公权力部门管制私立高等教育的行为边界迈进了一大步。相对规范的退场程序、较为完善的配套措施、公开透明的高校信息披露制度、多元权力制衡的退场运行模式，对于纠正台湾高等教育市场失灵、改善私立高校退场乱象、保障教育公益属性将起到正面作用。如何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平衡公益属性与多元利益、协调被动应急与长远规划之间的关系，则是公权力部门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问题。     

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若干问题的探讨

非国家工作人员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可否构成共同实行犯?我国刑法缺乏明确规定,学界观点不一。根据我国刑法现行规定以及身份犯和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及共同实行犯,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要件探讨

在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其主观要件或是客观要件都不合适。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司法实践中表现为公职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国家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索取或收受他人贿赂的,即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当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可以作为受贿罪的量刑情节。     

新型受贿罪与信赖保护说及其贯彻

影响力受贿将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扩展到国家工作人员之外的“关系密切人”、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由此导致对受贿罪作为职务类犯罪的疑问,进而继发性地引起对本罪保护法益的思考;将“国民对公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作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以此为指导扩大“贿赂”的范围实有必要。     

妨害安全驾驶罪结果与行为的实质标准及危险犯类型——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照

司法实践中,如何区分妨害安全驾驶罪中的“危及公共安全”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害公共安全”,以及前罪中的“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与后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存在较大难度。在刑法理论上,将妨害安全驾驶罪归为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存在争议。“危及公共安全”意指和缓、可控且危险现实化的内容轻微的“一般公共危险”,轻于“危害公共安全”所意指的具体公共危险。“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是对行为手段的限定,是指行为足以使公共交通工具(短暂)脱离原本的正常行驶状态,轻于“其他危险方法”所要求达到的足以使公共交通工具失控的程度。形式上明文规定构成要件危险结果,实质上要求现实性地存在结果危险的犯罪是具体危险犯,因此,妨害安全驾驶罪是具体危险犯而非抽象危险犯。“准抽象危险犯”概念本身存疑,且妨害安全驾驶罪也不符合“准抽象危险犯”的构造特点。同时,毋需将妨害安全驾驶罪称为“准具体危险犯”,因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具体危险”本就包括危险程度较低的“一般危险”在内。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实行行为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利用影响力,二是索取或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虽然是犯罪成立必备的条件,但不是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在利用影响力与索取或收受财物的行为跨越了刑法修正案(七)的情况下,也应当适用刑法修正案(七)修正之后的刑法。     

职务犯罪的情境因素及预防

犯罪的发生是三个要素结合的产物:犯罪人格、罪前情境和社会反应。文章概述了情境预防理论,分析了我国职务犯罪发生的主要情境因素,进而指出可以通过加强权力制约、降低犯罪黑数、提高法定待遇等手段增加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以达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     

飙车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以杭州胡斌案为切入点

在定罪中,应根据飙车行为是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人在主观上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间接故意来决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在量刑中,对以间接故意实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飙车犯罪被告人,即使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一般也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属于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应结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从轻以及从轻的幅度;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同样需要结合案件情况慎重把握。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二元化立法模式下的刑法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根据贪污贿赂的主体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罪名与刑罚,如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行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这种立法模式直接导致了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刑法保护上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国有公司、企业,还是其他所有制公司、企业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公司、企业财物,收受他人贿赂的,都统一定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主体限制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同时,应当在现行刑法规定的基础上,适度降低挪用公款罪、贪污罪的刑罚。     

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探究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增加从打击日渐猖獗的国际商业贿赂犯罪方面极具合理性。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研究是针对我国刑法体系中行贿罪研究的缺失而提出的。通过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入刑的合理性以及在本罪的认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关于此罪规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针对种种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使得本罪的相关规定更加的完善,整个刑罚体系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探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增设的意义主要在于适应打击当前贿赂犯罪以及诉讼证明的现实需要。“利用影响力”既是本罪的本质特征,也是理解本罪客观行为结构的重点。同时,“关系密切人”是理解和认定本罪行为主体的关键。此外,在界定本罪中相关人员刑事责任问题上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