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雅州府志》中的西藏篇目及其资料来源

1739年(乾隆四年)成书的《雅州府志》专设有西藏篇目,以记载清初西藏诸多方面的情况,实为“西藏简志”或“西藏小志”,是西藏最早的地方志之一。其资料来源主要取自《藏纪概》和有关档册。该资料有助于清代乾隆初期的藏史研究。     

张弘范诗悠然雅志之风

张弘范是元初北方名将,亦是著名诗人,其诗存悠然雅志之风.此种风格的形成是张弘范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产物,亦与其南方长期生活的经历紧密相关.弘范诗悠然雅志风格主要体现在其诗题材之秀美古雅、意象之清新淡雅以及修辞之自然闲雅三方面,由此亦可窥见其诗在元初南北文风融合时代背景下具有的独特价值.     

《国风》与《雅》、《颂》战事诗的审美异同

《诗经》的《国风》中出现22篇战事诗,《雅》、《颂》中出现31篇战事诗,这些战事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前者主要表现为生命个体对于战争的感性体悟,呈现出悲剧性的审美特征。《国风》以侧面表现战事为主,正面表现战事为辅。《雅》、《颂》以正面表现战事为主,侧面表现战事为辅。《国风》大多取自民歌,创作者大多身处生活底层,吟咏的多是个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式歌唱;而《雅》、《颂》多为庙堂之上的高雅之作,创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决定了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差异性观照,且多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去追寻、总结民族、国家的生命价值。所以,战事诗在《国风》与《雅》、《颂》中的不同审美呈现,也是创作者自身的不同美学取向所决定的。     

《卢布林的魔术师》中雅夏的心路历程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是一部关于雅夏·梅休尔成长的小说。在成长过程中,雅夏经历了独特的心路过程:从魔术师雅夏到小偷雅夏,再到忏悔者雅夏。他的精神也经历了从狂妄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从绝望到忏悔的轮回。作为一位玩世不恭的魔术师,雅夏的生活如同走钢丝,不得不在妻子和情人、情和欲中求平衡;作为一名犹太人,雅夏一生在流亡,皈依宗教似乎是他精神的最终归宿。但是忏悔中的雅夏愈发不能自拔,陷入了迷途和失望的怪圈中。     

展现“雅”“颂”时代的“奇玮瑰怪非常之观”——评刘毓庆《雅颂新考》

《诗经》研究，历经两千余年至今，已由传统的注释型、分析型向综合型转化。文章从刘毓庆《雅颂新考》入手，在揭示该书于史学、文学及文化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理顺了《诗经》研究的历史脉络，指明了《诗经》研究的未来方向，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诗经》文化价值的独特理解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庄子》“志怪”“小说”用意探微

志怪小说在现代是指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可在《庄子》中,"志怪"与"小说"并不相关,它们在各自语境中有各自的用意。"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意在于求真;"小说"处于比较语境,用意在于凸现"道"境界的高低差异,同时在诸子争鸣中轻贬异说,突出庄学。后人往往在"志怪"与"小说"的虚构共性上曲解其原意,混用"志怪""小说"两个词,最终使之融合成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志怪小说。     

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的互文性解读

嵇康《卜疑》是拟屈原《卜居》之作,两文互文开放,呈现出从卜问宅基到卜问处世再到愤激质疑世道的轨迹,又各自与所处文化语境互文相生。屈原《卜居》与古代卜辞结构相通,嵇康《卜疑》在结构上仿效《卜居》,在思想上凸显徘徊于显隐之间、嫉邪憎恶却无能为力的无奈心理。魏晋时期对屈原的广泛接受是《卜疑》拟效《卜居》的独特语境。     

乾隆《打箭炉志略》著者及资料来源考

乾隆《打箭炉志略》是以打箭炉厅 (今康定一带 )为对象的第一部地方志 ,也是四川藏区成书较早的地方志之一 ,对康定及周围地区的历史以及清王朝前期用兵西藏军事行动等研究都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从清代地方修志的有关规定及成书时间来看 ,是书著者应是乾隆末年在任的打箭炉同知衷以 ,其资料来自三个方面 ,主要摘抄自乾隆《雅州府志》     

狂者嵇康与狷者陶潜的悲剧比较

同处王朝易祚之际,狂者嵇康刚直峻烈、肆志纵心,终为残暴的司马氏所不容,慷慨赴义；狷者陶潜则毅然归隐、高蹈独善,于穷巷墟烟间饮酒赏菊,看似旷达超迈,但内心亦难摆脱深重的苦闷.嵇知其不可而为之,与屈子的伏清白以死直、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抗争精神一脉相承；陶则知其不可而不为,于庄子逍遥出世的形式下恪守儒家善道.     

嵇康对君子的解构与建设

历史上,嵇康是名教的叛逆者也是坚守者,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儒家君子的解构与建设上.从内涵看,嵇康君子人格型态既有儒家君子人格的品质,同时又援道入儒,赋予君子新的内涵.这种儒道结合的特点虽然不是首例,但却形成一种新的人生格局,其以君子之真驳伪,以自然解构克己,以志抗命.嵇康视野中的君子具有行不违其道的修养工夫,这种道德行为的发出,不是在心中思考、计量何为贤明后去践行,而是顺着内心去行动,其行为刚好与外在的道德规范相符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君子人格的建设.     

《又玄集》选录杜诗情况浅析

韦庄的《又玄集》是《唐人选唐诗》十种之一。它具有如下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选了杜甫的诗歌,而且将杜甫的诗歌录在首位;二是所选的杜诗,除《春望》外,其余诗作（《西郊》、《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和《南邻》等）均为杜甫寓居成都或在成都附近所作。韦庄的《又玄集》存在的这两个特点与韦庄对杜甫的推崇及韦庄以＂清词丽句＂为选诗的审美标准有关。     

试论嵇康的哲学思想与人格理论的关系

嵇康是魏晋之际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崇尚自然,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嵇康无法将其理想人格与行为人格统一,因而他提出的反儒奉道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思想都是以自我意识认识本体的思维模式的外现,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满地实现理想精神境界与理想人格的统一.     

遗失的美好--从哈代诗歌解读其人生哲学

研究指出,托马斯·哈代一直以小说家的身份受到各界的关注,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哈代的诗歌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批评家的注意。他的诗歌既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也没有现代主义的极端激进,而是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些思想深刻、内容充实的诗篇为处于浪漫主义末流的沉闷的维多利亚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本文试图从诗人的诗歌主题和内容着手,分别从哈代的爱情观、人生观、自然观三个方面来追寻文字背后其独特的人生哲学,追寻作者心目中那遗失的美好。     

消费文化的反悲剧意识

消费文化在本质上是非悲剧性的或反悲剧性的。它以对有限的经验形态的生命认同消解了对于人类崇高性、悲剧性与自由超越精神的表征。具体来说，这种反悲剧意识表现在三个方面：悲剧之思的缺席；个体性的悲剧之殇；社会生活的意义之惑。这三个特征一起形成了消费文化的反悲剧意识的问题语境。     

《草堂记》与白居易的园林意象

唐代是中国古代园林风格转变的重要时期,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造园实践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草堂记>不仅是一篇寄情于景的文学佳作,而且通过对他精心营造的庐山草堂的描述,集中体现了他的造园思想和在这种审美偏好指导下的一整套设计手段.     

唐传奇文《炀帝开河记》研究

《炀帝开河记》是第一篇以隋炀帝修运河为主题的唐传奇文,但学界鲜有对其文本做具体研究。它虽非佳作,但颇有古小说风味,对前朝文学经验有借鉴也有发展,其中不少情节成为后世小说和演义的素材来源。作品中的不少细节如开河时间、开河役工人数、殿脚女的描写等都与史实不符,但作品在歪曲事实的背后,实则是根深蒂固的民族心态和难以更改的传统价值取向。     

论戊戌政变前康有为的近代“政体”思想

经过文本解析 ,本文得出结论 ,早期的康有为认为 ,为了使列强束手、民族富强 ,同时 ,更为了使人民得所、人性圆满 ,有必要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型的近代政治体制。尽管其间可能还需要经过一些过渡阶段或权宜之计 ,在康氏心目中 ,近代新政体应以“仁——通”为根本原则 ,以“平等”、“民主”为基本目标 ,以“议院”为核心机制     

六朝庄学的世俗化与嵇康接受中的讥评

六朝士人受魏晋以来庄学世俗化的影响,在心态上与嵇康颇有隔阂,对其调和儒、道的努力,无法达成“了解之同情”,却普遍将其悲剧命运的成因归结为未能透彻领悟和积极践履庄学,造成了六朝嵇康接受以讥评的面目呈现.唐宋以降,受儒学复兴与“以儒解庄”思潮的影响,嵇康忠义的品格得到表彰,六朝相关言论也得到富有针对性的反拨.但值得注意的是,讥评的代表性观点依然不时出现在士人的撰述中,反映了他们徘徊于儒道之间的复杂心态.作为一个特定视角,对嵇康评议进行历时性考察,有助于更为深入地体察古代士人心态演进之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