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之"道"的审美意蕴

“道”是理学美学理论最为推重的一个本原范畴,它主要是指思孟学派所言的那种个体精神价值或人格理想。理学家认为,从美学意义上说,道是存在本身,气是存在方式,道之美,是道德律令升华为哲学本体的美,是哲学本体本在于道德律令的美。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文从道中流出”,“道”借助“文”这一载体呈现其空灵幽渺之美。     

语文教学的“文道结合”浅议

语文教学的“文道结合”浅议朱指清语文教学的“文道结合”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但近年很少讨论。这是不是反映大家对此已有共识，无须再探讨了呢？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不仅对语文教学“文道结合”的概念尚存在模糊认识，对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做...     

在佛门与文场之间－神清《北山录》研究

中唐僧人神清《北山录》以佛教统摄儒道，提出了三教融会观照下的文学思想，阐述了道德与艺行对立统一的文道关系，相对韩愈也是一重要的参照，神清“中道”观渗透到文学，可能对于柳宗元的“大中之道”以及皎然“诗家之中道”均具有启迪意义，尤其神清关于南北宗的评论十分通达，有助于南北文学进一步走向融合。     

韩愈的“文统”论

本文认为韩愈的“文道”观与孔、荀等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文道”现实质上是相去甚远的，因此不能将韩愈“文为贯道之器”的创作宗旨，视作是对儒家创作路线的忠实继承。本文试图辨明韩愈“文统”的来源并对其文学思想略抒己见。     

融通与折中：宋濂“文道观”的思想内涵与特性

宋濂身兼台阁重臣、儒学大师、文坛盟主三重身份，其哲学思想统摄儒释道三教，异常复杂。受此影响，其“文道观”内涵丰富，涵盖文道合一、经世致用、文为末技等文学思想。宋濂“文道观”继承发扬唐代古文家、宋代理学家和元代中晚期文人的相关理论成果，将文学、理道、事功三者充分结合，折中调和文道关系，使之具有兼融特性，从而成为元代及明初理学家文论的集大成者，为明初雅正质实文风的回归做出积极贡献。     

从“道之文”到“文之道”——《文心雕龙》“文道”之释义

《文心雕龙》通过对民族文化“原点”的追寻,经由对多种文化形态的融化与扬弃的“通变”,完成了从“道之文”向“文之道”的转换,最终重构了以“文道”为核心,由文学本质本原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鉴赏论等构成的理论体系。这一浓缩于“文之枢纽”对“文道”的论述,不仅确证《文心雕龙》的时代中国人文学意识的觉醒,而且启示我们恪守文学理论的文性品位,此为刘氏体系“重构”的根本之所在。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应以欧美文学概念的变迁为参照。在研究方法上,不宜将概念的演变简化为名词的演变,用文献的胪列取代意义的剖析,而应当着重考察中国文学概念变迁中的衔接点（往往也意味着转折点）,并注意其在语境中的涵义。从魏晋到中唐,文学概念中的核心问题是区分“文”与“非文”,判断标准落实在“为文法式”,集中在“声”与“形”,即声律和对偶。自中唐到南宋,问题的重心转移到区分伟大的文学和一般的文学,也就是从“文学是什么”转移到“文学应是什么”,具体落实在“文道合一”,此关乎文学的崇高。元代以下,又析出“诗”与“文”的区别,形成中国的“纯文学”概念。17世纪欧洲传教士首先将“文学”对译“literature”,影响到日本以“文学”对译19世纪中叶以下的“literature”概念,反过来又在中国广泛传播。值得重视的是,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具有两大“异彩”。通过对旧有理论命题的“激活”,进一步重新思考应当“如何研究文学”,是更为重要和现实的问题。     

叶适“洛学起而文字坏”文学史意义阐析

自北宋始,“二程”和王安石对文学的价值多有贬抑.至南宋,文道关系更趋紧张.叶适从重文的立场出发,提出“洛学起而文字坏”的著名论断,公开还击道学家对文学的贬斥,其内涵还包括对王安石新学戕害文学的不满.一方面,这是叶适在大张旗鼓地维护文学的存在价值和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主动延续北宋欧阳修、苏轼的优秀文学传统,开创南宋新文统的决心.     

韩愈“古文”成功之路

韩愈“古文”的成功不是单纯技术性成就,而是革新整个文学观念的成果;文学观念是本,技术运用是末。他取得或功的原因是正确理解文道关系,分清了文学活动和思想运动的界线,把“弄文章”放在首位,重在日常应用的条文;具有进步的审美观和使用较接近口语的文学语言。     

钱穆文学批评观述略

钱穆以史学名家,他的文学批评多在史学语境中展开,突出表现于两方面,即一是用历史的眼光分析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二是以文学印证历史,阐发文学的“心史”意义。与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批评趋新思潮相左,钱穆操持的是两千多年大文化传统的典雅文学观。在他看来,文道合一即人生之文学,因为文学与学术相通,都是人生精神的展示,这既是他提供给我们的广义文学视域,又具“纯文学意态”的人生的文学观念。     

在佛门与文场之间——神清《北山录》研究

中唐僧人神清《北山录》以佛教统摄儒道 ,提出了三教融会观照下的文学思想 ,阐述了道德与艺行对立统一的文道关系 ,相对韩愈也是一重要的参照。神清“中道”观渗透到文学 ,可能对于柳宗元的“大中之道”以及皎然“诗家之中道”均具有启迪意义。尤其神清关于南北宗的评论十分通达 ,有助于南北文学进一步走向融合。     

从韦应物江淮诗看“陶、韦”异同

中唐著名诗人韦应物，其诗闲淡简远，效法前人陶潜，有“陶、韦”并称之说。本文通过韦应物中晚年在江淮等地所作的诗，讨论“陶、韦”诗思想内容的异同，并对陶、韦文道谈些看法。     

元初文人“科举累人”观辨析

元朝初期科举久未施行，文人在有距离的旁观中对于科举的兴废进行理性反思。他们从文学发展、经学传播、理学研习、铨选制度的得失以及个人身心健康等方面探讨科举的流弊，明确提出“科举累人”说。深入分析“科举累人”观念可以见出：一方面元初文人也看到科举的优点，体认到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之并非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科举累人”观却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宋元易代之际文人自身政治归属的影响，反映出当时文人主张文统与道统合流的发展愿景。从本质上说，元初文人的这一愿景与自中唐以来逐渐形成并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潮是相契合的。     

唐宋派诗文首领王镇中之文学理论

明代著名文学家、唐宋派诗文首领王慎中 ,在前七子复古主义大潮席卷文坛时 ,勇敢地举起反拟古大旗 ,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 ,并结合自己的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 ,提出了“道所欲言”、“自为其言”、“变化自得”、“文道合一”等文学理论 ,推动了我国古代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分析了王慎中的文学理论来源及其表现和运用 ,并结合唐宋派的影响 ,论述他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文心雕龙》自然文学观管窥

刘勰《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寻求文道关系的平衡——唐古文运动和明前后七子复古比较观照

从文道关系看,中国古代文学受不同时期社会主导思潮的影响,呈现出由重道或重文引起的文坛风气左右摇摆的现象。尽管更多的时候表现出重道轻文的文学理念和实践,但是,“文质彬彬”的文学范式始终是传统儒家自觉或不自觉维护和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如果把这一目标作为一个标准,从“文胜”或“质(道)胜”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复古或新变,则唐代古文运动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实质上是在寻求、维护这一理想范式的宗旨下进行的以弘扬古典为创新模式的文学革新运动;如果说唐代古文运动旨在让日益衰微的儒道回归文学,目的在于纠“文胜”之“左”,明代前后七子则在于反“道胜”之“右”——力图摆脱过度强化的理学对“文”的排斥和异化。     

文学：孕育着新机

文学从意识形态中心退居边缘，是文学在更为本真意义上的复归，文学能够在更为现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所谓“文学危机”说，来源于对文学复归本位现象和社会转型期的不适应，是一种对文学的误解；文学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商品大潮冲击下的必然现象，它能使我们理清文学、作家的一些基本含义和关系，把握时机，促进文学的更加繁荣。     

银钩铁勒 真朴自然——读张宗子小品文

从万历至明亡,先后出现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小品文大家,士大夫“文以载道”的文道传统不再独揽乾坤,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在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创作拓展了新的境界。以博雅谐趣、世俗人情、短小隽永的小品文,更为接近日常生活情感,深得人们的喜爱。     

陆九渊的文道观及其文

本文先论述了陆九渊的“文道合一”观点,以及他“理会本心”、“以心会心”的作文与评论方法,进而通过陆九洲的几篇代表作举隅,肯定他的“文道合一”观点。     

王勃文学思想中的“文儒”特征

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也是当时颇具自觉意识的“文儒”型士人之一，虽然其文学观念受到了家族文化传统，尤其是祖父王通的重要影响，并接受了《文心雕龙》中“原道”、“征圣”、“宗经”等理论认识，呈现出重“儒”轻“文”的复古特征；但在文章创作中却体现了复古文化观所不能框范的鲜明的审美意识，其中包括不平之气的抒发，重视辞采的华美，强调音韵和谐等颇具审美意味的主张，因此王勃的文学思想以一种更加强调文学审美性的特点体现了时代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