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兼考《通典·州郡典》户口之年代

《通典·州郡典》十四卷,颇为详尽地记录了唐玄宗天宝初年各州郡的地理情况和户口数字,并与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数各各不同,是研究唐代人口史的重要资料。对其户口年代加以确定,很有意义。有的同志参照《新唐书·地理志》所言“天宝元年”之数,推断《通典》所载为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之户口数。经过分析考证,我们认为《通典·州郡典》所载户口当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之数,而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则系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之数。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现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     

唐代灵、原地区的人口与经济略论

唐代灵、原二州,均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州,州治在今灵武县南,领回乐、怀远、安静(又称保静)、灵武、鸣沙、温池六县;原州,州治在今固原县,领平高、平凉、百泉、萧关四县,此外,在灵州界内还侨置了兰池、东皋兰、安乐、烛龙等几十个都督府、州.一关于唐代灵、原二州的人口,史籍中留下了一些统计数字,兹列表于下:按上述统计数字,《旧志》所谓“旧领”户口,为贞观十三年(639年)的户口数,其余为天宝年间(742—755年)的户口数;《通典》虽未注明时间,但根据通例,所载亦应为天宝年间的户口数,至于与《旧志》互有出入,是由于统计的具体年代不同.一般说来,《通典》所     

云浮与百越文化

云浮历史悠久。周代为百越地,"云浮"作为地域之名,最早见于唐朝。《新唐书·地理志》载,唐武德四年(621年)设勤州,领铜陵、富林二县。天宝元年(742年),将全国各州一律改称为郡,勤州改称为云浮郡,这是"云浮"地名的由来。     

张廷玉等著《明史·舆服志》源流考

《明史·舆服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第一阶段由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初步删定,成《明史》四百一十六卷,其中《舆服志》共四卷。收载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奠定了《明史·舆服志》的基本框架。第二阶段由总裁官王鸿绪在万氏《明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经过多年的删改、润色加工后,最后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其《舆服志》仍为四卷,在《明史·舆服志》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阶段由总裁官张廷玉对王《志》略作删改而成定稿即今之《明史·舆服志》。     

河南地区古代人口统计

河南地区的人口资料,最早的见于汉书《地理志》。公元二年(即西汉平帝二年)有03个郡国的户口资料。据明朝顾祖禹辑著《读史方舆志要》的考证资料,可知河南地区汉时为七郡、一国,兹分述如下: 一、弘农郡:武帝元鼎四年分河南郡置弘农郡,领弘农等县十一。明朝河南府以西至陕州,又南阳府西境,及西安府之商州皆是其地。弘农县在今灵宝县境。有118,091户,     

隋通济渠流经线路的一条较早的新书证

通济渠是隋大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条,其东段通称汴河.由于早期文献记载或简略不明,或易生歧义,所以关于通济渠东段(汴河)的具体流经线路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当代历史地理学界主流观点是认可中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里对汴河的记录,即西起黄河板渚(今河南荥阳市北),向东流经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宋州(今商丘市),再偏向东南流经宿州(今安徽市名),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北洪泽湖中)入淮河.通过研究认可此说,并且发现盛唐人高适的<东征赋>是佐证此说的一条新的重要书证,它比<元和郡县志>早了六七十年.     

乾隆《雅州府志》中的西藏篇目及其资料来源

1739年(乾隆四年)成书的《雅州府志》专设有西藏篇目,以记载清初西藏诸多方面的情况,实为“西藏简志”或“西藏小志”,是西藏最早的地方志之一。其资料来源主要取自《藏纪概》和有关档册。该资料有助于清代乾隆初期的藏史研究。     

乾隆《打箭炉志略》著者及资料来源考

乾隆《打箭炉志略》是以打箭炉厅 (今康定一带 )为对象的第一部地方志 ,也是四川藏区成书较早的地方志之一 ,对康定及周围地区的历史以及清王朝前期用兵西藏军事行动等研究都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从清代地方修志的有关规定及成书时间来看 ,是书著者应是乾隆末年在任的打箭炉同知衷以 ,其资料来自三个方面 ,主要摘抄自乾隆《雅州府志》     

“临江”与“黔”地名辨

柳宗元《三戒》“临江之麋”的临江,《中国历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中国历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都注为今江西清江县。这是不对的。临江最早记载于《汉书·地理志》,为汉代巴郡所辖县,治所在今四川忠县。《旧唐书·地理志》谓:“临江,汉县,属巴郡……贞观八年改临江为忠州,治于此县。”因此唐代临江仍在今四川忠县。江西清江之临江建于宋。《宋史·地理志》记:“临江军……淳化三年,以筠州之清     

《旧唐书&#183;经籍志》经部脱漏书考证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书在长期的传抄刊刻过程中有一定的脱漏,统计结果表明,今本《旧唐志》经部各类脱漏六种。本文通过与《新唐书·艺文志》的对照,参考《隋书·经籍志》及其它目录学典籍进行分析考证,对今本《旧唐志》经部所脱漏的六种典籍作了初步考证。     

李商隐《夜雨寄北》“巴山”辨证——兼论文学原型的“典型化”

考察《夜雨寄北》“巴山”所指,须辨析唐诗中“巴山”“蜀山”用法及唐剑南东川之历史地理。《全唐诗》所涉“巴山”约三分之二指古巴地之山,约三分之一指川北之巴岭,即巴蜀经汉中往返关中所经大巴山脉西缘。但目前所知李商隐行迹,没有初秋由巴蜀经汉中返关中的记载,所以巴岭之说缺乏依据。今影响最大的“泛指东川(今四川东部)一带之山”说则误读了唐代地理,唐剑南东川辖区在今四川之中北部、中部、中南部、重庆西部而非“四川东部”,今四川东部中晚唐时属山南西道,今重庆东部属荆南。综合考察,唐诗中的“巴山”除少数指川北之巴岭外均非确指,而多用以区分巴、蜀、楚等地域与文化或羁留之地。但兼具“巴山”“夜雨”“秋池”,尤其是极易触发羁旅中诗情的“相思”题旨等诸要素集中之地、唐时李商隐任职的剑南东川所辖渝州之缙云山,仍最可能为李商隐创造文学典型的触发地或原型。     

盐城“环城皆盐场”说考述——兼论盐城的定名

盐城名称的由来，存在着“环城皆盐场，故名盐城”的说法，此说出自旧县志，但历代县志对其记载存在舛驳。通过考查历年县志及相关文献资料，结合考古、地理、气候等学科成果，辨析诸说之异同后，对这一历史性争议提出新的看法，认为“环城皆盐城，故名盐城”所言之盐城定名的时代并非东晋而是唐代。     

唐代道教文学史刍议

唐代道教文学研究在"宗教与文学相互关系"方面成果最为丰硕,在吸收20世纪70年代以来道教学研究成果方面仍待加强。唐代首次形成遍布全国的道观网络,多部道经在国家制度的支持下成为全民熟读的典籍。唐代形成了一套融合所有道教传统的科仪经系以及相应的道经位阶体系,这决定了唐代道教文学独特的知识谱系。六朝时期不同经派背景的仙真被整编到唐代道教仙山地理系统之内,仙山地理的相关道教文献是唐代道教文学尚待开拓的领域。     

“隃麋”考——陕西省千阳县历史地名及相关问题研究

相关历史文献、金石文字以及出土实物证明,“隃麋”是今陕西省千阳县在两汉时期的正确县名写法,《后汉书》等写作“渝麋”或“隃糜”均为传写之误。隃麋墨,产地为隃麋、材质为松烟、形制为丸状或锭状。关于隃麋墨的记载,最早出自东汉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而不是最常被引用的东汉应劭《汉官仪》。     

石刻所见辽朝捺钵“随驾”官考探

“四时捺钵”是契丹辽朝的一种特殊制度。为保障契丹皇帝等人捺钵活动的正常进行,设置“随驾”禁卫安保、“随驾”物资供给以及“随驾”仪鸾典礼等诸类职官势在必行。此类职官《辽史·百官志》等文献缺载,仅见诸出土石刻文字资料。钩沉并利用石刻文字资料对部分捺钵“随驾”职官进行索引探微,既可弥补《辽史》记事之缺漏,亦能填补捺钵制度研究之空白。     

晚唐温李诗风评议

温庭筠、李商隐均为晚唐重要诗人。温、李承元和诗风之变 ,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温李诗风以丽婉曲为特征 ,以遣词精工密致为手段 ,以艺术美为追求 ,代表了晚唐诗坛的流行风格。温李诗风同中有异 :温重于词藻 ,色调绚丽 ;李深于情致 ,绚中有素。温李诗风对于词风的形成与繁盛、对于后代的诗歌创作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唐宋之际里正的变迁

唐贞观九年设置的乡长、乡佐,贞观十五年就废罢了。但乡仍是县以下的一级区划,其功能即是通过"里正"来体现。从唐中后期开始,里正的职责范围不断缩小,不仅治安事务由耆长来负责,财税方面的事务虽然和唐代大体一致,但也增配了户长和乡书手来共同完成。在北宋前期里正的职责经历了一个转移的过程,由最初在乡村承担催税和圈派差役等事务,转而被派往州县承担衙前,直到至和年间被彻底废罢。     

唐代免死案件的多样性考察

为考察有唐一代免死案件所呈现出的特点,以案例研究和规范研究为基本方法,分析《新唐书》《旧唐书》等史料中所载的案例和免死相关的法律制度。研究认为唐代免死案件在文字表述形式、案件处理程序、具体裁决原因与实际执行结果这几个层面均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性,造成这种多样性的深层原因是传统儒家理论中的“特权”因素与“钦恤为怀”的哀矜思想;对于擅生杀大权的裁判者来说,以宣扬道德观念来教化民众和以严酷刑罚来突显皇威、惩戒犯罪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     

“桃林塞”位置考辨

桃林塞是指秦函谷关以西逶迤而至于湖水西岸的湖县故城,亦即湖县旧址（阌乡县城旧址）之间的函谷古道,它以此间谷道两旁及其以南衡岭源（南部为焦村源）、铸鼎原的桃树成林而得名。而瑕即《汉书·地理志》之湖,亦即湖县故城（湖县旧址、阌乡县城旧址）,其地正在今灵宝市阳平镇阌东村西北约两公里处的湖水西岸函谷古道之中．因而詹嘉奉晋侯之命在此驻扎坚守桃林之塞,即可阻断秦人的东西往来,不使秦人“结外援,东西图己”。     

《大唐西游记》之美学意蕴略析

《大唐西游记》的创作者抛弃传统历史纪录片照本宣科的讲述方式，拨开历史的迷雾，独家解读玄奘传奇的一生当中众多不为人知的秘密。13岁的少年玄奘为什么能够破格剃度？西行路上，玄奘为什么在唐朝西部边关凉州域逗留了一个多月？纪录片创作者在讲述传奇故事的过程中不时停下脚步，以历史探索考的视角重新审视故事当中的神种细节。对于具有争议的历史谜团，纪录片创作者或出其不意地链接看似无关的历史事件，或多方举证古今中外的专家观点，或从史书的点滴记载里寻找新的论据，一部具有独特美学意蕴的历史纪录片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