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与逻辑经验主义

《逻辑哲学论》的目的是为了分清可说的和不可说的界限。不可说的东西不是由证实原则决定的,也不是由逻辑形式的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于我们语言的界限,我们无法表达它,对此只好沉默;《逻辑哲学论》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哲学倾向与维特根斯坦十分近似,其二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曲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引为己用。     

论《逻辑哲学论》的节奏性、简单性与隐喻性:一种修辞学的解释

本文从修辞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修辞学形式,即它的节奏性、简单性和隐喻性,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维特根斯坦采用这种修辞学形式的意图以及这种修辞学形式与其思想的关系,即:通过为《逻辑哲学论》铸就独特的修辞学形式,维特根斯坦赋予这部著作以艺术作品的特质,从而拉开其哲学命题与自然科学命题的距离,并由此使自己摆脱思想的悖论;不论是对《逻辑哲学论》的写作还是在其中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他遵循的都是简单性原则,并使之成为真理的标准和哲学思考的要求;不仅如此,他还通过《逻辑哲学论》的形式结构隐喻性地彰显其宗教情怀或对不可说者的敬畏.     

清晰与含糊——理解维特根斯坦

本文试图对维特根斯坦的两部代表作——《逻辑哲学》《哲学研究》的思考方式进行分析，并基于这种分析阐述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理解。认为，虽然维特根斯坦早期和晚期的思想有很大区别，但它们仍然具有内在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主要不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而是在他的思考方式上，即主要体现在对现代逻辑方法的运用上。正是这种思考方式导致了《逻辑哲学》的清晰与《哲学研究》的含糊，标示出早期维特根斯坦与晚期维特根斯坦的区别所在。     

《逻辑哲学论》的逻辑观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提出的逻辑命题是重言、是形式的观点，对于本世纪哲学家们的逻辑观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对《逻辑哲学论》的逻辑观、它的基本的理论假定、理论背景及影响作了探讨，并就它的评价问题阐明了个人的意见     

弗雷格的普遍主义的逻辑概念

弗雷格认为逻辑是一门科学。逻辑原理不是模式的,而是被充分解释的真正真理。这标志着弗雷格的逻辑概念与当代流行的概念有重大的差异,也与他最重要的先驱康德和最重要的继承者维特根斯坦的概念有重大的不同。二者均不认为逻辑构成一门知识体系。逻辑只是辅助于科学而不是科学本身。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的＂真＂是空洞的,康德则认为逻辑只是一种形式的限制,符合逻辑只是达到真理的一个必要条件。弗雷格还认为逻辑形式化处理的目的并不是满足一种元逻辑研究的需要,而在20世纪这被看作是逻辑形式化的主要的目之一。弗雷格认为形式化的目的在于推理的严格性,＂概念文字＂是一个工具而不是逻辑研究的对象。逻辑是普遍的,任何论题,任何话语都归属于逻辑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的普遍框架的范围之内。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逻辑与哲学思想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精要分析

《哲学研究》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集中反映,为了对深入阅读、研究以及正确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有所帮助,从语言、逻辑、哲学3个角度对《哲学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从而反映维特根斯坦哲学体系的思想要点。     

从逻辑到时间性——理解《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的一个关键视角

《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是海德格尔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它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非常关键,然而这部著作由于糅合了康德和海德格尔两大哲学家的艰深思想而显得异常难懂。本文力图以康德通过对传统形式逻辑的批判而突出时间对于真理的逻辑——先验逻辑的重要性,以及海德格尔通过对康德先验哲学深入解读而将先验逻辑的优先地位还原给了时间性(或超越性、此在)为线索来理解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     

界限之思——维特根斯坦对于经验主体的超越

该文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是沿一条奇特的运思路向上游动,而《逻辑哲学论》中的划界思想则是理解其早期哲学的一条重要线索。该文拟从维特根斯坦由经验主体向先验主体的提升与超越入手,籍以展示其早期哲学之奇特的运思轨迹和本质特征。     

从《逻辑哲学论》解读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理解他前期思想的惟一线索。通过这部著作,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的脉络是:现实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可能世界是事态的总和。事实是存在的事态。存在的事态和不存在的事态构成实在;语言是命题的总和,命题是对实在的陈述;这种陈述有真有假;语言是实在的逻辑图像。事实的最小单位是原子事实,由单纯物1构成,原子事实又构成分子事实,分子事实是复合物;相应地,陈述原子事实的原子命题是命题的最小单位(基本命题),复合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单纯物不可言说;此外,命题陈述实在并且和实在共享的逻辑形式是不可言说的;伦理问题是不可言说的。可说的都能说清楚,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不可说的是神秘领域,只能通过意志的直觉和体验把握。哲学的任务是为语言划界并进而为思想划界。哲学将不再是生产命题的知识体系,而是解释命题、澄清语言逻辑的思想活动。     

判断的逻辑形式和范畴的边缘化——论隆格尼斯对康德范畴的阐释

隆格尼斯借助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对知觉判断和经验判断之间的区分,展示了判断的逻辑形式的作用。她认为判断的逻辑形式作为一种反思,指导着图型的产生。在此前提之下,康德的核心概念——范畴的作用被限制为综合和归摄。这样的解读,其实质是用判断的逻辑形式替代了范畴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康德的范畴被边缘化。     

《逻辑哲学论》的沉默与孤寂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一部影响广泛而又颇有争议之作.除了它的复杂性和不做论证之外,更多的争论源于对其性质的理解.与言说及沉默的分界相对应,隐身于沉默中的伦理和宗教品质,也许比其所言说的逻辑和语言部分更为重要.因此,重要的不是言说什么,而是如何言说;后者构成维特根斯坦风格和启示的一部分.<逻辑哲学论>在言说与否的意义上呈现为沉默,背后则是孤寂.     

非p:不可说者的逻辑原型——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中的不可说者探析

不可说者实际上是一个否定问题,它与否定命题非p具有基本相同的逻辑形式,非p是不可说者的逻辑原型,不可说者是依据非p的形式和结构来构建的,因此,不可说者可以表示为"非可说者".不可说者的"不"既体现了"非"的逻辑否定特征,又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它是可说者和不可说者逻辑划界的手段,也是超越有限把握无限的独特方法,它与海德格尔"无"的形而上学有着本质的一致性.     

论禅宗思想对日本俳谐创作的影响——以松尾芭蕉作品为例

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曾在其著作《禅与日本文化》中写道：“离开了佛教，我们就无从谈论日本文化。”可见日本文化所受佛教思想影响之深远。而佛教思想中，对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可说是禅宗的思想。禅宗思想对日本文学，尤其是对日本特有的文学体裁——俳谐的影响，可说是日本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汉族戏曲故事在蒙古族民间的口头流传——以《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口头传播为例

古代蒙古文学史上一直未能确定翻译底本的小说《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就是明代戏曲《葵花记》完整的蒙古文译本。《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很多口头故事。这些口头故事中,蒙古族民众基于本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运用蒙古民间故事的传统母题和结构重新编织娜仁格日勒的口头故事的时候,不仅在故事情节上推旧出新,而且按照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对原来戏曲故事的叙事主题和＂割骨疗亲＂、秀才赶考等题材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文化过滤。笔者还通过本文的具体研究提出,民间文学也可以为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旁证。     

以“无端崖之辞”绘“无何有”之境——庄子诗化语言艺术分析

庄子对现实语言是持批判态度的 ,他认为语言不仅遮蔽了世界本体 ,也难以完美展现人的心灵世界 ;对世界本体和内在生命体验的言说激情 ,使庄子选择了诗化的言说方式 ,即用寓言来隐喻、象征言说的内容 ;庄子语言诗化的途径主要在于虚构 ,就是在寓言的“无何有”之境中营造五彩斑斓的审美世界     

先验还原:在本质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之间 --论胡塞尔先验还原的方法论意义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通过本质还原的方法建立了本质心理学,它虽然对人的意识行为进行分析,但它所说的本质仍是处于经验世界中的人的意识行为的本质,从根本上说,它仍是一门经验科学。胡塞尔一生力求建立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而经验科学并不能提供绝对明见的知识,所以他必须要实现对经验层面的突破。为此,他提出了先验还原的方法,并把其现象学推进到先验现象学阶段。     

维特根斯坦"不可说"思想的理论价值

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中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在语言中划出一条界限：凡是可说的东西,都可以明白地说,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则必须对之沉默。维特根斯坦是以可说意谓不可说,不可说的东西才是他的全部心意所在。不可说的是世界之外的神秘的东西,以形而上学主体为核心构成了一个超验形而上学体系。不可说的形而上学有积极的理论价值但也对他的哲学产生了消极的后果。     

文化幸福中的文化含义界定

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人民普遍关心幸福的发展阶段,而且对幸福的关心开始由经济幸福向文化幸福转变。经济幸福就是从经济角度来定义幸福,实现经济幸福的途径就是不断发展经济。与经济幸福相对应,文化幸福强调的是从文化的角度定义幸福,并且通过文化发展来实现幸福。人们希望通过追求文化幸福解决追求经济幸福造成的问题,建立起人们的精神家园。文化幸福能否担此重任,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位文化,因为从什么样的文化角度定义文化幸福决定了我们要实现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幸福以及实现幸福的途径。     

早期维特根斯坦对伦理性质的界说

早期维特根斯坦认定伦理内容是作为形而上学主体所有的人生意义或世界的意义问题。据此,他也就认定了伦理学具有不同于各门自然科学的独特的性质。但是他对伦理性质的表述是散乱的,见之于他的多个作品当中。通过对这些散乱资料的考察,能够看出他拙劣语言表达之下隐藏着关于伦理性质的清晰思路:伦理是超验的,因而不能用命题的形式进行表达或言说,也不能进行理论化的解释;伦理关涉的事项只与人的实践行为有关,所标明的是绝对价值。     

高诱巧注《淮南子》之“禽”

《淮南子》不是兵书,胜似兵书,全书有26例＂禽＂（擒）字,东汉高诱用直接注释和超前注释等5种方法注释了13例;而其余13例则不予注释,却可用援例释义和互文同义等6种方法辨析出＂禽＂字的＂斩获＂和＂杀＂等项字义,表现出高诱注释的少而精、言简意赅的高度技巧,并体现了高诱精于继往开来、巧于归纳的精神,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战争和古籍注释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