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社会稳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多元性赋予了社会稳定风险的动态性、活跃性与复杂性。社会稳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整体性、预见性和法治化的基础上,突破"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化僵化"的掣肘。以完善利益诉求与协调机制为支点,强化风险源的鉴识、预警、评估和保障机制建设,编织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和应急处置相融合的"三位一体"安全网,是确保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     

转型期我国社会稳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多元性赋予了社会稳定风险的动态性、活跃性与复杂性。社会稳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整体性、预见性和法治化的基础上,突破“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化僵化”的掣肘。以完善利益诉求与协调机制为支点,强化风险源的鉴识、预警、评估和保障机制建设,编织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和应急处置相融合的“三位一体”安全网,是确保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     

当代社会风险源：特征辨识与类型分析

社会风险源意即社会风险的来源。人类社会中一切可能引起社会风险的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都是社会风险的来源。社会风险源具有客观性、依附性、渐显性、多样性、隐患性和可控性等多种特征。社会风险源的类型很多．从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构成来看，可分为自然风险源、人口风险源、信息风险源、制度风险源；从社会系统的各子系统构成来看，可分为政治风险源、经济风险源、文教风险源、科技风险源；从社会风险源的显隐性状态来看，可分显在风险源、准在风险源、潜在风险源、突生风险源；从社会风险源的社区空间分布来看，可分为城市风险源、农村风险源等。     

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逻辑

农村社会稳定风险既有原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也有次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直接关乎农村社会稳定发展。首先界定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内涵,结合历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基于原生性和次生性的农村社会稳定风险,聚焦风险源形成、风险传递和风险的社会放大等关键环节,深入解剖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各个阶段生成逻辑脉络。其中,原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大致遵循“内部因素激发—政治权威直接受损—群体行为失序—社会稳定损害”的生成逻辑;而次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大致遵循“外部因素诱发—政治权威间接受损—群体心理催化—社会稳定损害”的生成逻辑。因此,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精准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应树立整体性思维、全局观念。针对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稳定风险,需精准识别与精准治理,并运用差异措施进行防范预警和精准施治。     

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结构性探源

厘清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特性、表现类型及其诱因复杂性程度的结构性逻辑关系，有助于为高校在办学和治理实践中确立科学的风险防控理念以及构建系统灵敏的风险防控机制提供新的视角。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本质是包括利益公开、利益回避、利益协调和利益监督等要素的防范利益冲突机制的缺失，导致内部核心利益主体相互之间不能有效共享治理权力、分担治理责任，高校的公平与效率无法得到真正彰显。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监督权力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战略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廉政风险和质量风险等五类风险。内部治理风险的作用机理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和传导路径等要素，风险源则由环境因素和主体因素双重作用生成，不同的风险源之间存在特定的张力效应和互动博弈。     

犯罪与风险研究论纲——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论现代科技风险的社会控制

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现代科技正成为最大的社会风险源。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尽可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对现代科技风险进行社会控制,以减少风险发生的频率和降低风险危害的程度:培养科技风险意识,强化科技风险管理;建构控制体系,采用技术、法律、道德等手段进行综合控制;建立科技风险评估机构,形成科技风险评价机制;加强国际合作,进行全球治理。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风险的实证研究

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中网络风险的概念进行界定与分析,并提出网络风险的三个来源,分别是环境风险源、主体风险源和运行风险源,据此提出各个风险源与网络风险之间存在的作用关系假设,并形成概念模型.在调研访谈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EM分析来验证假设,从而探索网络治理的风险来源,为地方政府在未来的网络治理中有效规避网络风险提出可行路径并据此对地方政府规避网络风险,进行网络论理推出具体建议.     

现代社会安全生产风险的主要表征及根源分析

社会风险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现代性相伴随的概念,风险社会的来临则是现代性文明的结果。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同样在生产飞速社会化和经济结构急剧调整的社会大背景下越发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安全生产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安全生产风险在现代社会呈现风险源头多元化、风险预警科学化、风险评价体系化、风险治理人性化等主要表征。剖析现代社会安全生产风险根源,我们不仅发现传统发展观存在着的局限,更让我们认识到体制因素和人的因素在防范现代社会安全生产风险中的重要性。     

国家治理视域下政治稳定风险防控研究

政治稳定风险是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对其进行有效防控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政治稳定风险一定程度上源于快速转型过程中利益的分化以及权力、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失衡。治理实践证明,培育科学的风险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优化相关体制设计,完善政治协商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法治规范机制,凝聚政治共识并实施协同治理,是新常态下应对政治稳定风险进而实现国家平稳转型、有序发展与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     

移动社交媒体传播风险管理研究

以微博和微信为典型代表的移动社交媒体历史性登场,蕴藏着诸多传播风险;从微博的风险扩散机理看,主要基于“病毒裂变式”传播机制、简化表达机制和多节点结构,微信的风险化解机制比微博更弱;典型的传播风险包括国家治理风险、社会信任风险和个人隐私风险等;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铲除传播风险的酿成土壤,构造风险防范的多元参与机制,发挥法治和德治的合力作用,通过加强传播风险管理实现秩序化。     

欧美社会风险管理制度的借鉴与思考

伴随风险管理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研究的不断深入,重大决策与社会稳定相关性研究逐步增多。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风险评估与防控机制。其主要做法是:依法确立风险评估主体,构建风险评估的法律框架,建立风险评估的基本流程系统,成立专门的风险评估组织机构和协调机构。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重大事件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提出中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建设的基本体系:加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理论研究,增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识,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律制度,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管理机制。     

风险类别、责任分配与治理机制

风险治理机制的选择应当与风险类别相匹配,关键在于在风险治理主体之间寻求合理的风险责任分配。为此,我们要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个体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个体赔偿的治理机制。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凸显及所引发的严重后果,预示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需要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其更适用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仅诠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祉,而且与社会风险理论的有着内在联系和价值的耦合。社会质量框架将社会风险的各种碎片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呈现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四类社会风险,挖掘了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空间,使社会质量视角中风险治理就有了独特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而且凸显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及关系的调整,从而构建了广泛意义上的风险治理,也正是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谋求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平衡。     

当前城市社会风险预警管理现状及其机制构建——以宁波市为例

随着城市社会风险事件日渐增多,就需要完善相应预警机制。针对当前宁波市社会风险预警管理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应主动建立健全基本的社会风险预警管理机制。通过国内相关经验对比分析可知,一套完整的风险管理机制应当包括基本的风险预警体系,完善的预警过程分析,明确的预警责任监控机构和先进的社会风险预警技术。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运行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科学评估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要坚持外部评价与内部评价、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合法性与合理性、可行性与可控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进行科学、规范的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风险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从而构建一整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形成可操作的实施办法。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应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看重大事项实施是否具备支持性的外部环境;二是看重大事项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可行性与可控性。可操作的实施办法主要包括:确定评估对象,制定评估方案;进行调查分析,全面掌握情况;科学评估风险,编制评估报告;运用评估结论,确定化解措施;全程跟踪评估事项,确保实施过程的稳定。     

环境健康风险的动态治理：模式、维度与路径

现代风险社会中,环境健康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生命周期性,加剧了环境健康危机的破坏性。现行评估型环境健康风险治理模式侧重风险预防,缺乏对环境健康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宏观把控,难以充分保障治理效能。鉴于环境健康风险具有生命周期性且呈现出“火山型”的结构特征,其治理模式要根据风险现实情况及时动态调整。具体应以风险文化为基础,以有能力的风险治理参与者、灵活的风险沟通机制为要求,落足于风险治理制度的动态调适,从而建立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治理模式,以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公众健康的动态平衡。     

风险成本视角下违禁药品滥用的成因及其治理——以瘦肉精监管为例

我国违禁药品滥用问题日趋严重。在论证风险成本、企业安全激励与食品安全治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后,重点检视了影响风险概率与风险损失的法律环境因素。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违禁药品滥用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承受的风险代价太低;政府对瘦肉精滥用治理效果欠佳,关键在于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约束乏力;将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为企业的风险代价,实现环境对厂商自律行为的诱导,才能构建起我国食品安全的长效治理机制。明确提出了我国对违禁药品滥用问题的治理应以加大企业风险成本作为基本理念,食品安全环境治理的核心应围绕如何加大企业风险成本,重视改善环境条件的完备性与匹配性。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新时期我国社会管理的创新之维

社会管理的创新,应围绕其基本任务展开。新时期社会转型的全面加速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语境。倡导政社合作,实现多元共治,协调利益关系,应对社会风险,重建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社会管理在体制、机制和目标方面的创新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