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称说《书》及其篇名现象考论

出土文献《性自命出》等以“诗、书、礼、乐”并言,《六德》等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并言,不仅印证了《左传》等记载的可信性,亦印证了《书》经历了一个由以类相随向特指概念转化的历程,相关出土文献的写成时代恰处在这一转化的关键点上。《缁衣》等以篇名而不以类概念称说《书》,说明《书》篇命名现象在当时已经普遍存在。《书》概念的转化及《书》篇命名的普遍化在论证孔、孟编次过《书》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文学视角下的《诗》《书》关系

先秦典籍常见的《诗》《书》并称现象说明,在《诗经》和《尚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历史渊源看,二者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起源;从现实功用看,二者在西周时代的礼乐活动中共同发挥着近似的作用。从文学视角探究《诗》《书》关系,可以揭示先秦诗歌和散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认识先秦时代《诗经》与《尚书》的生成与功用,对认识《尚书》的诗化特征均具有重要意义。     

谭峭及其《化书》初探

谭峭与谭紫霄;谭峭、宋齐丘与《化书》之间历来记载混乱、争议颇多。本文通过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从成长背号、人生经历、学术旨趣及承传等方面考证谭峭与谭紫霄的关系;梳理谭峭、宋齐丘与《化书》的关系。指出谭峭与谭紫霄为不同的两人,《化书》为谭峭所著。     

刘歆、王莽与《周礼》关系之再探

在《周礼》研究中,刘歆、王莽与《周礼》的关系问题无疑有着重要地位。从现存史料来看,《周礼》显然并非刘歆为了王莽篡权而伪造的著作。但刘歆、王莽对于《周礼》的态度并不相同。刘歆开始对于《周礼》并不重视,因此,在其争立古文经学的时候并未提及《周礼》。到了王莽居摄以后,受到王莽的影响,刘歆才开始重视《周礼》。也就是说,《周礼》虽然由刘歆重新发现,但其真正对历史发生影响却在于王莽的政治实践。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书》与国史《春秋》的生成

左右史分掌记言、记事说渊源甚古,不得轻易否定。记言、记事由史官分任,撰述与记注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工作,《书》与国史《春秋》皆是撰述之作,既继承了史官实时记录的特征,又有其独创性。周代史官至少创造了两种记事文体,即策书体与简书体。《鲁春秋》继承了史官记事之体,孕育了经传二体。《书》体源自史官记言之体,保留了其实时记录的特征。周代统治者的执政传统是《书》与国史《春秋》从众多类型的文献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尚书》与《春秋》分别脱胎于《书》与《鲁春秋》,其文体既继承了旧史之体又超越了旧史之体,兼具实时记录与反思性叙事的特征,以言事二分为标准裁判《尚书》与《春秋》体例是否纯正的做法不可取。     

《后汉书》及注校勘拾遗(二)

《后汉书·光武帝纪》 :“九月庚戌 ,三辅豪杰共诛王莽 ,传首诣宛。”李贤注曰 :“……时城中少年子弟张鱼等攻莽于渐台 ,商人杜吴杀莽 ,校尉公宾就斩莽首 ,将军申屠建等传莽首诣宛。”余按 :“子弟”当为“朱弟”之误。《续汉书·天文志》 :“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数千人起兵攻莽 ,烧作室门 ,斧敬法闼。”《汉书·王莽传》、《通鉴》卷三十九并作“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后汉书》及注校勘拾遗(二)@曹金华     

《史记》八书考源

关于《史记》八书的学术渊源，古今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史记》八书的原型存在于《尚书》之中，但对太史公创设八书体例起更大作用的是战国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八书所载制度，都是特指改制中的制度。     

《北堂书钞》成书年代考论

《北堂书钞》的成书时间,历来被认为是在隋代,虞世南任秘书郎之时。据《大唐新语》的记载及通过对隋唐秘书省制度、虞世南本人创作风格等的分析,可以认定此说不确,《北堂书钞》当成书于唐代,虞世南任秘书监之时。     

《荀子》与《管子》、《晏子春秋》的关系考论

荀子是先秦时期集大成的儒家大师,《荀子》一书近年来已经被认作是荀子思想的实录。而《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向来被学者们认为是比较复杂的作品。所以,近代以来将此二书判为“伪书”的情况是层出不穷的。《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尽管成书比较复杂,但是却包含了诸多先秦时期的思想内容,是值得我们研究先秦思想史注意的重要资料。此外,《苟子》书中所见与此二书的相通相近的情况,也说明了苟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王若虚《尚书义粹》的解经特色

王若虚《尚书义粹》解经有鲜明特色,于章节之中每每分纲领条目,阐说铺陈敷衍,辞非体要。提倡义理解经,以探究《尚书》经世价值为宗旨。训诂方法上注重上下文内在联系,释辞义不以义界而往往排比事类为解,并于训诂中融入个人思想,反映出鲜明的宋学特色。王若虚经学方法与思想与宋儒展现为同一脉络,由此《尚书义粹》可以揭示宋金文化交流之面向。     

礼制改革与王莽代汉

礼制改革是整个王莽改制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王莽"文取天下"的关键所在。其将五等爵制与郊庙礼制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过程。由此可见,王莽之礼除了是对儒家古制的追求,更是为了达到禅汉目的。其中一些制度虽然在王莽一朝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但却成为禅让"心法"传替了下去,并不断地被后来者补充完善,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和平演变的主要依据。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从《尚书·虞夏书》的"德治"到《论语》的"成于乐"

<尚书>中的"德治"思想是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要源头,儒家"成于乐"的政治理想是"德治"思想的升华.<尚书>是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尚书>中的"德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又寄托了儒家的政治理想.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     

斯文在中：王通《中说》大义抉要

《中说》是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现存的唯一著作。《中说》从王道论、教化论、圣贤论、经学论、中国论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文中”之义,其全书总要,亦王通学说之大略。王通以大中立言,为中国说法,是为一代大儒。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从《汉书》看王莽的历史思想

《汉书》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王莽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主要依据《汉书.王莽传》中的王莽的所作所为,结合时代背景总结出王莽具有根深蒂固的复古思想、＂十四代一循环＂的思想、大一统关照下的夷夏之辨以及天人感应的历史思想。种种迹象表明,王莽不仅仅把这些思想当作其谋权篡位的工具,更是他真心实意的信奉它们并将其作为执政的信条,而这些历史观不仅为王莽所独有,这也是其生活的西汉末期的时代背景,同时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     

汉代古文经的应然使命:学术诉求与政治期望

古文经相对于今文经而言。今文经学独掌汉代经学的话语权,具有古文经学无法企及的政治待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一直处于私学授受范畴的古文经学以其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独立不移的学术精神,踵继了先秦儒家的治世理想和道德情操,在今文经学逐渐繁琐以至堕落的西汉末期显得弥足珍贵。一批古文学家不再甘于古文经学的政治寂寞、学术寂寞,勇敢地提出自身的学术诉求与政治诉求,从而掀起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