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弥尔顿“诱惑观”的悖论性

在弥尔顿看来,“诱惑”可能引致堕落,却又是锤炼基督式英雄必要的历练.弥尔顿首先在其神学著作《基督教教义》里明确地诠释了这一悖论性的“诱惑观”,又在诗歌三部曲中予以艺术的呈现.《失乐园》里撒旦的诱惑开始了人类的苦难历史,但亚当夏娃“幸运的堕落”又开启了人类对“内在精神”的英雄追寻旅程.《复乐园》里的耶稣再现了亚当受诱惑的过程,却通过坚决抵御撒旦的诱惑而复得亚当失去的乐园,为人类提供抵御诱惑的原型.《斗士参孙》里大利拉的诱惑是参孙堕落的直接原因,却最终成为是参孙再生的催生剂和原动力.从堕落中再生的参孙最深刻地诠释了弥尔顿“诱惑观”的悖论性.     

彝族“支嘎阿鲁”史诗英雄业绩特征浅析

“支嘎阿鲁”史诗,除有着其他英雄史诗所具有的英雄奇特诞生母题、与恶魔争斗和征服母题、英雄的神奇婚姻母题、英雄救母母题等外,作为彝族英雄史诗,还具有明显区别于以蒙古—突厥英雄史诗为代表的、自己独特的英雄史诗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为:彝族“支嘎阿鲁”的英雄业绩在于个人的创造与对部族的拯救,而非部落的掠夺与复仇,体现着南方英雄史诗的文化英雄特征.     

诱惑与英雄的“自我认知”——解读《复乐园》里的第一个诱惑

关于史诗《复乐园》里的第一个诱惑,目前学术界的两种解读都有失偏颇。首先,史诗里的第一个诱惑值得探究,寓意深刻,远不只是试图劝诱处于饥饿中的耶稣施展神力摄取食物,而旨在通过撒旦试探耶稣的身份来展示耶稣坚定的“信仰”。其次,第二个诱惑虽然依然以食物为诱饵,但与第一个诱惑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与其后的几个诱惑情节一起构成史诗的第二重诱惑,是世间荣华的典型代表,锤炼的是耶稣的“自制”和“忍耐”等。更重要的是,第一个诱惑揭示出比“完善‘内在精神’”更深奥的哲理,因为要在不期而至的诱惑面前坚守信仰、忍耐、自制等“内在精神”之美德,前提在于,人必须首先达成“自我认知”,了解自我身份;只有耶稣这样的人才能始终抵御诱惑,才能证实自己身为精神英雄之原型,才能成为弥尔顿史诗里的主人公和英雄。     

《复乐园》里的耶稣--基督式英雄之原型

以弥尔顿本人的“反三位一体”神学观为切入点，以史诗《复乐园》中不为学界关注的第二重诱惑为主要文本分析对象，从两方面解读史诗英雄耶稣。首先，弥尔顿为全面展现耶稣的“内在精神”之品质，基于认知层面的第一重诱惑而设计了第二重诱惑，具体针对耶稣在物质、知识和意志另三个层面的需求；正是恶魔撒旦的持续诱惑使耶稣展示为“特选的完人，去拯救世人”。其次，弥尔顿设置耶稣抵御撒旦时的回应始终“简短”，而这是对抗邪恶最有效的回击策略。这两点共同构成弥尔顿将耶稣塑造为“基督式英雄之原型”的匠心。     

超越与差距--纵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史诗性

“史诗性”是最优秀长篇小说的代名词,作为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奖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史诗性争议颇大。以宽严适度的现代史诗尺度为据,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那些配称史诗或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分为史的规模大于诗的内涵、诗情胜于诗意、史与诗和谐发展三种类型分别予以评析;概括地指出它们对“十七年”的“英雄史诗”的超越和对世界上“现代史诗经典”的差距。     

史诗中的王者神话——《尼伯龙人之歌》与“七年战争”的英雄叙事

“七年战争”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惨烈的欧洲战局都在呼唤强人政治的登台亮相,恰逢此时《尼伯龙人之歌》重见天日。这部史诗演绎的虽是中古神话,召唤的却是英雄化的当代君主和对神圣共同体的重新认同。聚集在苏黎世以波德默为代表的史诗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史诗里的爱国-复仇主题带入18世纪中叶的战争语境,并期待一部专属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英雄史诗问世,这样的集体阐释倾向无疑与德意志早期爱国主义话语以及原初民族主义意识密切相关。本文从时代背景角度考察《尼伯龙人之歌》早期接受史背后的政治意图,并深入解析君主英雄化的最终指向。     

蒙古族英雄史诗产生、发展的特点

蒙古族英雄史诗,是在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传说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早期文学体裁。笔者根据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内容、题材、形式以及人物形象等方面的不同特点,认为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即初期阶段的史诗和发展阶段的史诗。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初期阶段的蒙古族英雄史诗及其特点 英雄史诗的产生,已经是在原始社会的解体、母权制被父权制所代替,人类内部的斗争——氏族部落间的战争开始后的事情。这个时期叫做“英雄时代”,或称“军事民主制”(马克思     

论《尼伯龙根之歌》中骑士精神的独特性 —— 与欧洲中世纪中后期四大英雄史诗比较

欧洲中世纪中后期四大英雄史诗中,《尼伯龙根之歌》展现的骑士精神有其独特性。与其他三部相比,它既没有护教和爱国的内容,也没有表现英雄们的无条件的勇猛和忠诚。《尼伯龙根之歌》成书晚于其他三部史诗,作品中却没有以主流骑士精神为准则的骑士形象,反而具有较多的蛮族气息。德意志民族独特的基督教接受史、漫长的民族和国家形成史、作者独特的社会生活观念都与《尼伯龙根之歌》中骑士精神的独特性相对应。     

论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史诗品格

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以浓郁的史诗品格．为本民族树立起时代艺术的纪念碑。它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为叙事的主导视角，于宏大叙事中塑造了民族史诗英雄群像，它所蕴含的悲剧意识、崇高格调，达到了历史和审美的双重超越，显示出高超的审美品位和艺术追求。     

北方英雄史诗的传播因素

我国大部分的英雄史诗分布在北方游牧狩猎文化圈,这一文化圈之下的英雄史诗有其产生的独特因素.具体说来,其产生是由生活环境、民间传唱、宗教因素三方面决定的.     

光、影、色中凸现的人性

《拉帕西尼的女儿》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一部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短篇佳作。这是一则失乐园中新亚当夏娃———乔瓦尼与贝阿特丽丝的爱情悲剧。霍桑自身的矛盾性使他的小说象征意义丰富,引发读者的多种解读。小说中霍桑利用光明与黑暗的转化暗示着人性的正恶,通过颜色的意象揭示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及模糊性。光、影、色的娴熟运用反映了霍桑强烈的象征主义倾向。     

《圣经》原型对《呼啸山庄》的影响

《圣经》中的基督教思想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艾米莉·勃朗特对来自神话文学原型的创造性利用,使得读者对她的小说《呼啸山庄》在心理上得到了一个最佳的审美距离。她笔下的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正在经历着当年亚当和夏娃那般守乐园的欢乐和失乐园的阵痛,正在步人类始祖复乐园的艰辛道路的后尘。《呼啸山庄》以其深情的笔墨向读者展示了一幅人类远古历史的现实画卷。在科学和宗教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人们正在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伊甸园。     

说不尽的马克·吐温--论《亚当夏娃日记》

马克·吐温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他晚年的作品<亚当夏娃日记>却鲜为人知,在国内出版的各种文学Ё史书也较少提及.马克·吐温在这部作品中融入了对亡妻奥莉维亚的深深思念,并以自己对爱情和婚姻的体验、反思为基础,借用<圣经>中的故事,着意探讨人类生活的原始状态和本质状态,表达了作者对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这一人类最基本问题的感悟和思考.在艺术上它也保持了马克·吐温作品一贯的风趣幽默的风格,因此具有隽永的艺术魅力.     

遵循本能 重归乐园——论劳伦斯对基督教传统两性模式的重释

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涉及西方关于两性关系、性爱以及感性和理性的对立的传统阐释,作为基督教教义的坚定反叛者,戴.赫.劳伦斯大胆质疑《圣经》的传统阐释,通过对亚当和夏娃故事的重写,劳伦斯批判了亚当对夏娃处于强势地位的思想,将人类的堕落归因于意识和理性,指出男性和女性应该充分认识到各自的特性,承认彼此独立的存在,遵循无意识本能的指引才能重返乐园。     

凉山彝族民间诗歌的类型及特征

凉山彝族民间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大众中有广泛的流传和影响。从类型来说,大致有“克智”、“史诗”、“哲理诗”、“抒情诗”四种。每一种诗歌都个性鲜明,富有特色,尤其长于叙事和抒情。这些民间诗歌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为研究凉山社会、历史文化和凉山彝族思想意识等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白鹿原：女性策略遮蔽下的历史叙事

电影《白鹿原》史诗性不足为人所诟,究其原因,主要是影片女性叙事策略的采用,遮蔽了厚重的历史叙事的内质,使电影的史诗风格和史诗氛围有所缺失。影片把田小娥和男人们的情感发展作为故事的主线,使情欲和本能成为了影片主题,女性镜像体系掩盖了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历史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叙事。这种女性叙事策略的选择,和导演的创作观念和风格倾向,存在着必然联系。同时,也使《白鹿原》现在时态的电影文本,呈现出史诗性缺失的必然肌理。     

《菊花》伊甸诱惑的原型和斯坦贝克的创作观

斯坦贝克在创作中常常使用原型意象,由于他谙熟圣经,圣经原型频繁出现在其作品中。伊甸园、夏娃、撒旦和智慧果作为圣经中的著名原型,出现在短篇小说《菊花》中。不同于弥尔顿《失乐园》塑造的关于夏娃、亚当和撒旦的史诗,《菊花》中的菊花园有伊甸园的影子,夏娃和撒旦分别以爱丽莎和补锅人体现出来;代表着精神追求,对欣赏菊花美的认可是智慧果的象征。小说体现了斯坦贝克的非目的论创作观,作者借此谴责现实生活中践踏美、忽视精神生活的现象,对爱丽莎这类独自面对精神追求的人们的孤独境遇深表同情。     

关于幸福研究的方法论分析--瞿秋白幸福探究的前提思考

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提出的“肯定的”与“否定的”幸福研究方法曾为学者们研究幸福提供重要理路,幸福与不幸也成为个人幸福探究的重要向度和尺标。马克思既从“幸福”的肯定方面出发阐释幸福,也从“幸福”的否定方面“不幸”出发来追求、实现幸福,这为从事个人幸福思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和思路。针对瞿秋白幸福研究的方法论战现象,以“疏离”为现实出发点,以疏离的“意识性转化”为实现路径,成为瞿秋白与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幸福研究的重要方法借鉴和理论依据。这不仅为全面认识诸家幸福思想提供导向,也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树立支杆,更为推进瞿秋白幸福思想研究———这一瞿秋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势的理论新探索和再创新确立现实存在性和发展前瞻性的意义。     

童书里的“爱情”：儿童的“爱情”与教育

以“爱情”为主题的童书不胜枚举,不免令人困惑:“儿童也有爱情吗”?通过阅读相关童书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儿童爱情观,结合现实生活中儿童“爱情”的表现,可以发现:儿童的“爱情”虽受成人文化的影响,但与“早恋”、“性”等无关,而是孩子向他人表达的真诚而美好的善意。所以,当成人面对儿童的“爱情”时,应转变观念,正视儿童的“爱情”;可以借助童书,守护儿童美好的情感;也要身体力行,引导儿童学会爱。     

简论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的三对矛盾及其产生根源

亚当·斯密对于劳动价值理论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在于他能够清晰界定财富与系统揭示财富源泉。然而,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相比较,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却存在着三对矛盾:交换价值与价值实体之间的矛盾关系;商品价值与生产资料价值之间的排斥关系;商品价值与收入源泉之间的颠倒关系。而且这三对矛盾皆根源于亚当·斯密混淆了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的劳动形式与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形式即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