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海海域环境合作保护机制

南海海域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现有的环境合作保护机制存在很多问题。由于南海海域的特殊性,其环境合作保护机制的建立应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搁置争议,共同保护原则;尊重各国环境主权的原则;合作原则;预防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等。另外,南海海域环境合作保护机制还应借鉴其他海域的环境保护模式,特别是巴塞罗那公约体系,采用框架公约与议定书的保护制度。     

关于制定渤海环境保护单行法必要性的思考

从特殊国土区域的角度看,渤海与我国三江源地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都需要专门立法加以特别保护。我国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海洋环境保护的一般制度,并未充分体现对渤海这个特殊海域的特殊保护。不论是从渤海自身的自然特征,还是从国外治理闭海半闭海的经验来看,都有必要为渤海制定环境保护单行法。     

我国海域物权生态化新探——理念、实践和进路

海域物权生态化以"法律社会化"、"物权生态化"为理论根据,要求海域物权人在行使权利时负有海洋生态保护的义务,我国现有海域物权制度缺乏生态化理念指导,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基本理念和具体制度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生态化转变。     

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的现状、成因与治理

目前,我国海域的环境质量状况很不乐观,不仅是由于多种污染和不合理开发等原因造成的,而且还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的观念有关。为了加强海洋环境恶化海区的综合治理,将我国海域划分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5个海域进行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同时,国家应在政策、法律、资金、产业、技术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闭海或半闭海制度下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立法模式探析与启示

闭海或半闭海特殊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人类应该更加重视在该区域的环境保护。近年来,全球合作、双边合作保护闭海或半闭海区域海洋环境的弊端日益凸显,闭海或半闭海制度为创新此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提供了理论来源与实践路径。世界各国在闭海或半闭海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中主要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这三种立法模式为推动南海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发展、促进培育成熟的南海海洋环境科学认知共同体、选择符合南海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立法模式以及我国在南海地区发挥区域大国的主导作用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启示。     

国际航运立法应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进展——以海洋生态安全为视角

航运活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近些年来,国际航运立法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包括设立特殊区域和特别敏感海域制度来控制航运的不良影响;建立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控制制度来保护海洋生态;建立船舶压载水控制与管理制度防范海洋外来生物入侵;试图实施船舶安全与无害环境的拆解制度,实现船舶设计、建造、营运和拆解的安全和无害化,以共同应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海洋生态安全维护的需要。     

南海近海海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估

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应用于南海近海海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估研究,选取14个指标对2003-2013年南海近海海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近年来南海近海海域生态环境整体状况较为脆弱,呈现中度脆弱或强度脆弱。影响南海生态环境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为工业废水排放量、治理废水项目数量、海洋科技从业人员数量和海洋科研机构数量。据此提出了加强海洋环保宣传、控制污水排放入海、建立污染预警机制、大力发展海洋科技等发展对策。     

论我国海域物权体系的构建

随着人类控制和利用海洋能力的增强,海域已成为人类重要资源,如何构建一个完善的海域物权的体系,对于海洋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以及海洋资源的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应该在确认海域所有权国有的前提下,重点构建海域用益物权体系,即一个由海域使用权和海域农用权构成的海域用益权体系。     

近年来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面临挑战及因应之策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朝着总体有利的态势发展,中国掌控南海局势的能力大大加强。南沙岛礁建设彰显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存在;三沙设市强化了在南海的政权存在;发展南部战区海军(南海舰队)增强了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实控黄岩岛提高了对中沙群岛海域的管控能力。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必须正视美日等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仲裁案"结果的不利影响、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张力、海洋生态问题等挑战。未来中国的南海举措应包括:先摘取海洋环保和渔业合作的"低垂果实";积极推进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打造共同认可的地区规则;在某些争议海域优先划界;管控中美在南海的战略博弈以避免军事误判。     

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分析

海洋保护区作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被全球极力推崇。其存在不仅体现了全球绿色发展的理念,更表露了国家在构建相应体制机制方面的决心,最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为卷入海洋争议的国家提供一个缓冲地带。我国近几十年的海洋保护区建设以近岸区域为主,尚未遍及远海海区。因此,若能基于南海海域整体大背景,对现有国际法律制度和部分全球已经建立起来的海洋保护区进行分析,从不同层面探寻主权争议海域保护区的设立,则不仅可以为中国未来在南海设立类似保护区提供法律和实践基础,还可以成为对现有海域现存争议予以搁置和平息的手段。     

渤海环境变迁及其治理——兼论渤海开发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内海,其丰富的资源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随着海洋开发力度的增强,渤海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从环境史的角度,就其在建国前、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及2000年以来等五个阶段的环境变迁展开分析。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渤海治理力度,但环境整体恶化的态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当前,我国正在加强海洋强国建设,而海洋强国建设并不仅仅是发展海洋经济和增强海洋国防力量,同样包括海洋环境治理。就渤海治理而言,既需要国家统筹渤海开发与环境保护,更需要积极发挥社会力量,进而规避“政府失灵”问题。     

岛屿在海域划界中的效力问题

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海域的划界均以领海的划界为基础。领海基线决定领海的宽度,依次决定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外部界限。而基线的确定取决于基点的选择。"连点成线"是最基本的方法。而选择基点的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是岛屿的影响力。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的岛屿制度不尽完善,缺失了岛屿对划界效力的规定。因此,国际法院等国际裁判机构在个案中发展和丰富着岛屿制度的内涵,基本形成了"完全效力说""半效力说"及"零效力说"。我国在北部湾湾外、东海、南海有争议海域的划界争端,需要考虑各个相关岛屿在个案中的特殊情况,并结合国际海域划界法律加以和平解决。     

因公益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及补偿法律问题

随着全国沿海城市“征海”现象的逐年增加,海域使用权因公益提前收回及补偿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对因公益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及补偿仅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在此方面的规定也较少。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因公益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的突出问题,以个案分析与理论梳理相结合的方式,对因公益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的性质、限制及补偿机制等展开研究。     

南海海洋设施渔业组织模式探析

邻国非法抢占中国南海岛礁资源和对资源的掠夺式破坏眭捕捞,致使中国南海渔业发展空间受限,严重影响了中国南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邻国对南海主权的恶意挑衅,又严重威胁了我国南海渔业生产的安全。中国政府要进行南海维权,必须突出在南海的岛礁存在,发展海洋设施渔业,并探讨适应南海维权要求的海洋设施渔业的组织模式。本文设计的模式为：基于公共服务的国有公司模式,基于产业内的企业集团模式,基于产业间的战略联盟模式。     

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法律制度研究

海洋环境保护一直都是国际环境法中的重要领域,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做法,因其独特的优势得到了各沿海国家的广泛认同和接受,并得到国际立法的确认和支持。中国所在的两个区域海洋,亟需沿海各国的合作保护。区域合作途径在这两个区域内的可适用性,取决于区域内海洋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在实现区域内合作时,已有的区域合作防治海洋污染法律制度具有启发和裨益效用,不容忽视。     

南海搜救机制的现实抉择——基于南海海难事故的实证分析

对IMO数据库南海海难事故的实证分析显示,南海搜救在类型上包括政府实施的搜救、民间实施的搜救和多方协作实施的搜救三类。南海诸国迄今不存在实质意义的搜救合作。国家利益的巨大差异、国际关系的复杂多变、条约义务的不一致以及国家搜救实力的悬殊共同决定了南海搜救区域合作现阶段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因此,南海搜救机制的现实选择只能是由中国担负起南海搜救重任。为此,须增进中国政府搜救实力,激励引导民间搜救力量,同时谋求与越南、泰国、新加坡三国的有限合作。     

论海权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

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权益。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对各国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海洋产业迅速发展,中国作为经济大国,海权是实现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海洋是市场经济的生命线、国家战略的安全屏障,也是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发展空间,建设海权强国对于中国海洋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中国要把建设海洋强国列入国家战略,提升海洋的战略地位,树立新的海洋观,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努力建设拥有远洋作战能力的强大海军,启动海洋经济开发的战略计划,以经济行为应对他国侵占中国海权的经济行为。加强海洋意识,规划海洋战略,已经刻不容缓。     

海洋政策基本问题探讨

海洋政策是国家出于开发海洋或者保护海洋的目的,出台的一系列涉海的措施、办法、条例乃至法规总称,是有关海洋的公共政策。按其不同的标准,有其不同的分类。我国制定海洋政策的主体呈现多层次、多主体的特性,其海洋政策的制定还有待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