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博简《鬼神之明》篇的学派性质——兼说对文献学派属性判定的误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鬼神之明>篇被整理者和某些学者认为属于墨家著作佚文.这对于先秦诸子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但是经过分析不难发现,<鬼神之明>与墨学思想有重大差别,此篇提出"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与墨家"明鬼"思想相矛盾.传世文献<论衡>中所引儒者董无心之语也与<鬼神之明>相近,<鬼神之明>或亦可以视为儒家之说,然而二者间仍有较大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的赞语,和<鬼神之明>的思想非常接近,而司马迁转益多师,其思想的学派属性难以判定.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将<鬼神之明>和传世文献简单对应以判定其学派,这种做法是很值得怀疑的.<鬼神之明>或许属于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某一个学派的作品,与其将之归为墨家作品,以见墨学在战国之时的兴盛,或不如将之视为"反墨"的文献,这同样可以说明墨家在当时的兴盛.类似的判定文献学派属性的著作还有很多,但是,指导学者们判定文献学派属性的思维模式、方法本身,存在一些误区,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探析孔子的鬼神观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向来被理解为孔子不信鬼神,或怀疑鬼神的证据,但事实并非如此.孔子时代,鬼神问题不仅是个理论问题,它与祭礼联系在一起,也是宗教政治实践问题.孔子儒家特重祭礼,以为祭祀可以报答天地鬼神给人的恩惠:赋予生命、尊卑秩序等等,同时又可用它强化对国与家的治理.正因如此,孔子与祭总是保持敬慎肃穆的态度.对于他和儒家来说,根本否定鬼神的存在是不可接受的.受春秋时代鬼神观念变化的影响,孔子一般不正面谈论鬼神之事,但这不代表他怀疑鬼神的存在.因此孔子的话只能理解为如何正确事鬼神,即事鬼神从事人做起,而不是否定鬼神.历代儒者对此语的解释分析,也充分证明了这点.     

论儒家的生命意识

儒家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对鬼神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强调生命的价值在于生前而不是死后,认为人在有限的现实生活中就能创造出无限的超越价值来.但当生命存在和仁道原则发生冲突时,儒家宁可牺牲生命,也要维护仁道原则.与此相应,儒家追求一种以道德为主体的历史主义的不朽.儒家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具有整体性和道德性的特征,它在新的环境中面临挑战,又有其现实意义.     

宋代民众鬼神赏罚观念透析

宋代民众中的鬼神赏罚观念,是商周“神判”、“天罚”思想走向民间后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对儒家的伦理道德,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功德修行的吸收与融合,使原有的鬼神思想更贴近百姓生活,更深入到普通民众的思想中。宋代的各种生动的鬼神赏罚故事,不仅使诸多神灵具有了惩恶赏善的社会功能,而且积极地参与和监督人间的法律运行,由此对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起到了制约、规范和教育的作用,在预防和威慑犯罪方面起着法律难以达到的社会效果,同时也反映出民众对公平的向往和对正义的追求。     

李塨哲学思想述论

在哲学思想方面,李塨在继承颜元“气在理先”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在事中”的唯物一元论宇宙观;在认识论上,李提出了“行先以知”的观点;在伦理观上,李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在鬼神观上,李相信鬼神的存在并主张敬重鬼神;在人性论上,李塨主张人性本善。     

“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论朱熹鬼神观兼及江户儒者的质疑

在朱子学的理论构造中,有关鬼神的论述涉及“鬼神主乎气而言”和“鬼神以祭祀而言”两大论题。朱熹极力主张“两样鬼神”“不是二事”,而这一命题与儒家天人合一之学有密切的理论关联。那么“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呢？首先,从《乐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的观点出发,“鬼神即是礼乐道理”,此点结合《礼记》《易传》的相关论述,可以窥看天道与人道是如何沟通的;其次,就朱熹“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之说,祭祀之时求阴求阳、诚报气通,人神“合莫”而绝非假设;最后,从东亚儒学视域出发,日本江户儒者对“两样鬼神”“不是二事”之说有所解构。在中国传统儒学中,人道本于天道,人伦基于自然,故“神道设教”被诠释为神妙之道,即礼乐之道,即天地自然之道。然而对于这一观念,自江户中期以来如荻生徂徕,则将其理解为绝对的宗教信仰,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     

先秦儒墨道死亡观比较研究

先秦儒、墨、道三家的死亡观对当时及后世都有重大影响,但又各具特色。在死亡的态度上,儒家既信天命,又强调对死亡的超越,墨家通过＂非命＂实现对死亡的超越,道家持一种生死自然观;在对安葬的态度上,儒家主张厚葬,墨家主张节葬,道家持一种高度达观的态度;在鬼神观上,儒家持模糊立场,最终否定鬼神,墨家明鬼,道家持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在祭祀观上,儒家重视祭祀,是一种理性和情感的结合,墨家也重视祭祀,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道家认为信道胜于信鬼,故不必祭祀鬼神。     

论蒲松龄的儒学思想和鬼神观念

蒲松龄基本哲学观点及其宗教鬼神观念具有矛盾性。宗教鬼神不过是借之发愤的手段,蒲氏对宗教鬼神有似信复疑的态度。虽然抱着济世的儒家思想,而现实又迫使蒲氏对儒家的思想道德产生了怀疑。作品中表现了他冀求恢复科举的健康机能,以实现其“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但出于个人不平遭际,又对科举强烈批判;受明中叶以来反对程朱理学的社会思潮影响,蒲氏作品表现出反礼教、反传统的新型道德观念。     

儒家“三祭”之礼的人文精神

儒家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三祭之礼渊源甚早,有着鲜明的人文指向,体现出独特的人文精神:敬鬼神、承大祭的“神道设教”;质性情、形文饰的中和精神;慎始终、厚民德的道德教化;祖有功、宗有德的人文意蕴;别远近、序尊卑的伦理秩序.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具有宗教性和人文理性的双重品格,这对于今天世界的宗教、种族冲突有重要的化解和平衡功能.     

从“远怕水,近怕鬼”看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生哲学

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对中国民众人生哲学的影响深入骨髓.儒家推崇“内圣外王”之道,把效仿水、尊神事鬼作为提高内心修养、实现安邦治国的理想的途径之一.在其影响下,民众既崇尚水之“德”与“智”,又带着功利之心敬畏“鬼神”.同时,将之与自身实践融合起来,在鬼之存在与否,怕水与怕鬼之间,远与近之间,又作了诸多权衡,形成了一种符合自身需求的生存哲学与智慧.俗语“远怕水,近怕鬼”正是这种生存哲学与智慧的体现.     

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     

侗族大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及其体验认知基础

侗族大歌作为侗族原生态文化的一个载体,反映了该民族爱好和平、团结向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侗族大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该民族在认识、利用和改造客观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体验认知是侗族大歌集体主义价值观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及其意义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董仲舒《诗》学探微

作为汉代重要的经学学者,董仲舒的著述中保留有较丰富的《诗》学内容,对了解汉代《诗》学具有重要价值。其著作中的引《诗》、释《诗》有明显的先秦《诗》学“赋诗断章”特色的遗留,颇具开放性和灵活性,其《诗》学主张也多有可与先秦学者如荀子等相参照之处。前人的研究多将其《诗》学置于汉代三家诗的范围之内,对此有所忽略,应从新的角度详加考察,给予必要的关注。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杂议

春秋董氏学》在康有为公羊学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加之两岸过去相当程度上对于该书意义的忽视,因此,我们需要对《春秋董氏学》的结构、内容、主题、与维新变法的关系以及其所蕴涵的“广东特色”进行认真探讨。     

略论董仲舒对诸子思想的整合

本文认为,董仲舒在吸收诸子思想的基础上建构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和核心的理论体系,由于与所处的时代相切合,其政治学派便登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章学诚“六经皆史”与阳明“五经皆史”之关系探究——兼论礼制儒学与心性儒学

Zhang Xue-cheng’s theory that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cal works” was based on his theory of Dao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levels: the Dao of producing everything, the Dao of managing things as indicated by Zhou Gong, and the Dao of Confucius as recorded in the classics. Zhang Xue-cheng preferred to the Dao at the second level. His theory that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cal works” is the backtracking of the Dao of third level to the Dao of second level. Zhang Xue-cheng’s theory that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cal works” is different from Wang Yang-ming’s theory that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cal works”. Zhang Xue-cheng is the successor of Zhu xi but not of Wang Yang-ming     

承继与发展: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则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二者旨在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从经学入手,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创建了“大一统”理论;司马迁则是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在历史观上,两人都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变易论成为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司马迁则通过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的分析,得出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在社会观方面,都积极主张安民、保民,目的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董仲舒借用儒学的影响力,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把它塞进了神学的外壳之中;司马迁则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的一些内容则已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体系中。     

儒家意识形态再生产和“自得”主体的诞生

为避开儒家思想立场,更客观地把握陈献章“自得”这一重要概念,借鉴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某些思想洞见,通过中西认识论的比较,分析“体认”“贵疑”和“自得”几个关键词。研究认为,“体认”是用儒家意识形态解释、塑造个人的生活体验;“贵疑”是召唤个体抛开书册,获得与儒家思想的真切认同;而“自得”标志着儒家意识形态主体的诞生,即一个把自我视为儒家价值观的独立源泉,并自由地臣服现实秩序的主体。     

民间规约的诗性展演：侗族款词研究

侗族款词是以民族古歌形式表达的乡规民约,是民间文艺和民间规约的复合体。它以“百科全书”的身份在广度上蕴涵了侗族的社会横向全景,并在深度上以“活化石”的姿态表征着侗族历史的纵向发生、承继与发扬。不仅如此,侗款呈现的文化底蕴、律法思想和表意机制,揭示了侗族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属性和共处原则,以此为基础生成的艺术精神和律法思想,及其两者悖论而统一的独特属性,又反过来支撑着民族的独特性与恒定性。因此,侗款在艺术与法律的领域,在处理人类自由与规约、情感与理性、人本与法本关系时凸显出和谐性、有效性与持续力,它以一种成功的文化精神模态昭示了人类社会、艺术创作发展的又一探索方向与行进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