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唐传奇之“某生”体

“某生”体是中国小说戏曲中特有的的一种文体。魏晋六朝小说中创作开始出现,唐代该文体成型,元明清的俗文学创作中成为惯例。本文试图从传奇创作者的各种考量、唐代政治背影的影响及唐代男性统治三个方面讨论该文体密集出现的原因;并对生作为指代男性的符号的缘起略作解释。     

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及其文体意义

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传奇《新罗马》、《侠情记》和《劫灰梦》中较多地使用了粤语,在广东戏曲班本《班定远平西域》中更充分地运用粤语,形成了特殊的粤语现象、创作面貌和文体形态。梁启超在小说戏曲中运用粤语,不管是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有意还是无意,均反映了他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文学创作观念、文体选择和语言运用意识,透露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变革、小说戏曲创作破体为文的总体走向,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地域文化兴盛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普遍趋势。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也可以视为近代文学文体着意变革创新、融会俚俗雅正、杂糅古今中外,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地域特征的新文体的一个典范例征,因而具有独特的文体史和文学史意义。     

从汉魏笔记小说的“实录”到唐代传奇小说的“作意”、“幻设”看小说家的创作心态的变化

汉魏六朝小说重“实录”,唐传奇则讲究“作意”、“幻设”,即重虚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观念变化,使得依附于史传的笔记体小说,一变而为具有虚构意义和主观创作意识的独立小说文体。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唐人“好奇”、“逞才”的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心态促进了小说家主观创作意识的产生,使之“作意好奇”,逞其“意想”,展示其才华。因而对于小说脱离史传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文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论近代传奇杂剧中的传统主义

近代传奇杂剧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传统主义的创作现象。这种现象在思想主题、艺术结构、文体形态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既有对传统的眷恋和坚守,也有对传统的适度改造,其思想观念和艺术品格表现出复杂多变、思虑深沉的特点,反映了戏曲家哀婉与感慨交织的创作心态。近代传奇杂剧中的传统主义产生于特殊的戏曲、文学与文化背景下,具有特殊意义,其价值不仅是戏剧史、文学史的,也是文化史、思想史的。     

“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试论《闲情偶寄》对《曲律》戏曲结构论的继承和发展

明代文坛自李挚以后,一改以往文人墨客贱视小说、戏曲的局面,戏曲创作已走出俗文学的圈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创作、表演的日臻成熟,以及人们欣赏水准的提高。明中叶以后杂剧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继之而起的明传奇却得到迅猛的发展,传奇创作洋洋大观,各种流派争香斗艳。戏曲理论家也各树一帜,著名的“吴江”、“临川”论争。已涉及戏曲理论的许多根本问题,同时各自的合理因素与谬误的成分也暴露无遗。因此,在这种局面下总结产生的戏曲论著。具有取各家之长,弃各家之短的优点,王骥德的《曲律》堪称理论的集大成者。有人认为它是对戏曲理论世界所作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补阙”。到了清朝初期,传奇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戏曲理论相应得到发展。李渔在创作实践及舞台演出方面提出许多可贵意见,尤其在结构论方面的建树更为卓著,《闲情偶寄》开了戏曲结构论的新篇章,有着总结前者,启迪来者之功绩!     

儒家诗学批评与明代传奇

明代中期以后,文人们纷纷投身传奇戏曲创作。由于文人的身份首先是诗人,所以他们在文体上主动向诗靠拢,并以作诗的思维作曲,把"载道说""不平则鸣说""美刺说"等儒家诗学批评自然而然地移植进了戏曲中。明代传奇中的"载道说"强调传奇应发挥教化功能,这与明代独尊程朱的政策相适应;"不平则鸣说"体现了传奇作家科场不遂、人生艰难的苦闷心态;"美刺说"则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社会政治的腐朽和人心风俗的浇漓。     

冯梦龙戏曲理论刍议

冯梦龙是一位剧作家,创作了传奇《双雄记》和《万事足》;又是一位戏剧批评家,评点、改订传奇数十种,现存十六种,还选编和评点了散曲集《太霞新奏》。他的戏曲评点不仅比创作丰富,而且其中体现的戏曲观念也非常精采。我认为,冯梦龙的戏曲理论超过了他的戏曲创作,更值得我们重视。     

“四梦”与小说之关系──兼论汤显祖的小说观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与小说的关系极为密切。汤显祖不仅借鉴了魏晋志怪、唐人传奇和明代话本的精华,来充实自己的戏曲创作,而且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使“四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将小说改编成戏曲,本是元明剧作家普遍的作法,汤显祖则能在改编中出新意。对于小说创作,他也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值得重视的小说理论。     

唐代文言小说与文学制作意识

对于唐代文言小说的定义 ,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 ,归其根本是判断标准的混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传奇”概念也是模糊变化的。其实唐人文言小说并未形成文体上的突破 ,只是文学制作意识在各旧有的叙事文体中得到大量的广泛的运用 ,这与唐人万象更新的风气相关。然而文言叙事文体的传统规范性使这种文学制作意识的侵入只能停留在一定的程度 ,所以“唐人传奇”这一文体称谓的科学性值得探究     

叙事:小说艺术审美活动的特殊媒介

叙事性是小说艺术的历时性文体特征 ,也是小说艺术审美活动的特殊媒介 ,无论是对现实生活的“还原”、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映 ,还是创作主体审美意识的表现 ,都是以故事为基本载体     

顾随杂剧的体制通变与情感寄托

顾随所作杂剧六种,既自觉继承元杂剧的体制规范、结构特色与风格特征,努力维护和传承杂剧的艺术传统,又着意尝试变革杂剧传统的某些方面,在新文化背景下寻求杂剧生存与延续的可能性。顾随杂剧既继承了中国戏曲叙述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剧诗传统,又自觉借鉴和运用西方戏剧观念,寄托着理性精神和哲学智慧,从而在思想内涵和精神指向上与传统戏曲表现出显著不同。顾随一代戏曲家的传奇杂剧创作展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最后命运和思想艺术光辉,也寄托着对其未来出路和最终命运的沉重思考。     

从《水浒传》的“互文性”看其“经典性”

作为一部内涵丰厚、文法高超的英雄传奇小说经典,《水浒传》之“互文性” 大致可分三个层面：与其前文本所发生的上行“互文性”,与其大略同期的文本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以及与其后文本所发生的下行“互文性”。就上行“互文性” 的情况来看, 《水浒传》的文本来源主要有二：除了对《史记》经典细节的化用,还有对杂剧章法的借用。与《金瓶梅》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的情况也并非仅仅限于“借树开花”、“借鸡生蛋”,而是二者通过互相点化或戏拟某些经典故事来反讽社会现实。由《水浒传》对《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派生的力度与强度,我们更感受到它“之所以成为经典” 的文本魅力。从《水浒传》这一经典文本的沿承与传播状态推演开来,可以说一部小说的“互文性” 之强足以成就其“经典性” 之高,或者说一部经典作品的“互文性”与“经典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近代报刊与近代戏剧

近代报刊与近代戏剧关系密切。近代传奇杂剧作品绝大多数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推动了传奇杂剧作家创作心态、作品题材、体制乃至接受方式的近代转型。近代报刊与作为大众艺术的戏剧尤其是舞台演出的关系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近代报刊促成戏剧观念的变革,并成为近代戏剧改良运动的舆论阵地。     

张爱玲《金锁记》与《窦娥冤》的互文关系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题名来源于明代袁于令的传奇戏剧《金锁记》,而传奇戏剧《金锁记》则是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张爱玲的"以戏为名"和"借题发挥"透露出其小说与《窦娥冤》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这一互文关系特别地体现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叙事结构这三个层面。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悲剧的《窦娥冤》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语)的《金锁记》,二者之间的互文性生动地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演变关联。     

《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叙事艺术评析

海明威是一位"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的文体大师。短篇小说《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是一篇能体现其叙事艺术的经典之作。在这部小说中,海明威通过因果式线性叙事结构、时间倒错和多元复式聚焦的运用,深化了小说的主题,产生了特殊的文体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论裴铏小说集《传奇》的文体特色

唐代剑南西川节度副使裴铏的小说集《传奇》,被后世的研究者誉为“传奇体小说的正宗”。由于该书亡佚已久,学界对它的研究很不充分。《传奇》的书名,能在宋以后成为唐代新体文言小说的代称,足见裴铏的小说在文体上颇具代表性。本文以周楞伽所辑三十一篇为依据,探析《传奇》在文体上的特色。       

20世纪汉语诗歌中的讽刺诗及其文体特征

讽刺诗是20世纪汉语诗歌中重要而特殊的品种。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大动乱,讽刺诗几乎成为社会改革甚至政治革命的工具,具有激进尖刻的文体风格;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相对平稳,讽刺诗回归本体,具有保守节制的文体风格。但是仍然具有直面社会的写实风格和与政治及现实既对抗又和解的中庸风格及谐隐怨刺而又节制宽容的讽刺传统。20世纪在民间还存在大量具有游戏性质的讽刺诗。尽管自由诗是20世纪汉语诗歌的主流诗体,但是讽刺诗采用的主要诗体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适度改良了的格律诗体。讽刺诗采用格律诗体,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同时期汉语诗歌在诗体自由化上的极端,保证了汉语诗歌的格律传统在20世纪的被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