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调解

按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是不适用调解的。但是,在行政审判实践中,“调解”却已经早已普遍存在,且行政诉讼中调解已具备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能。应完善相关立法,确立调解为行政诉讼结案方式之一。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禁止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立法的规定与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的广泛应用成为我国行政审判中矛盾存在的公开秘密,带来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双重困惑,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提出建构我国和谐统一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设想.     

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我国当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概念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或曰“可诉行政行为” ,是行政诉讼中突出而重要的问题 ,也是行政诉讼法修改和行政诉讼制度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 ,这一范围决定着司法机关对行政主体行为的监督范围 ,决定着受到行政主体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诉权的范围。究其实质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乃是行政相对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行政主体侵犯、或得不到行政主体的依法保护而产生行政争议以后 ,能否真正得到司法救济、维护自身合法权…     

行政事实行为及其可诉性问题研究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实施的不产生法律效果,但事实上可能会产生一定法律后果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基于“无行政处分即无法律救济”的诉讼原则并囿于“具体行政行为”的限制,我国一直将可能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事实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然而,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行政法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并且国内已经进行了相关尝试和探索.因此,可以从放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增加判决类型以及建立行政事实行为的调解制度等方面构建行政事实行为的诉讼制度.     

行政契约的诉讼制度架构探微

行政契约在行政与合意两方面的混合特性决定了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解纷规则。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契约争议的最佳渠道,然而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尚缺乏有效解决此类争议的能力。针对行政契约案件,现行行政诉讼制度迫切需要在受案范围、审查原则、举证责任以及法院审理程序与判决等方面有新的建构或改进,在行政赔偿与补偿规则上也需要有相应的突破。     

我国行政裁决行政诉讼中司法审查完善——以行政裁决司法变更权有限扩大为中心

随着社会经济涉及领域的不断延伸，平等主体之间法律关系涉及技术性和专业性的范围越来越广，行政事务管理的需求不断扩大，行政权向民商法领域扩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审判实务中，行政裁决案件属于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范围已形成共识，但就我国现状来看，行政裁决司法审查制度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从行政裁决现状及司法审查之困境对入手，在主张拓展司法变更权适用范围的同时。还提出对适用司法变更权予以必要规范和限制，以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有效平衡。     

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再思考

作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一种变通方式,行政和解在司法实务中大量存在。行政和解随着服务与合作精神成为现代行政法上占主导地位的人文精神以后,司法政策变迁,行政权力逐渐具有可处分性而产生。行政和解制度的完善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正本清源,修改法律,承认行政调解制度的合法性;另一条思路是,在法律修改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至少应当对行政和解制度的适用程序进行规范。     

关于行政诉讼应扩大有限调解范围的理性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中涉及的调解有特定性,即只在国家行政赔偿时适用调解,这是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中通常所称的有限调解原则。我国行政法律、法规、规章中大量规定的非羁束行政行为的适用是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实现的,这说明现行法律允许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公权力有较灵活的选择性和处置性。法律也应授权人民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调解之权限和职能。     

在行政诉讼中设立有限调解制度的思考

目前行政诉讼大量存在调解或变相调解之后结案的情况,这与《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权不得处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形成矛盾和冲突。考虑到法的价值和行政诉讼之目的,结合司法实践中行政案件调解的情况,根据均衡和制衡的原则,应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以合法、自愿和有限为原则,对行政诉讼调解进行规制。     

论行政诉讼调解——调解制度植入的合理性

行政诉讼可否调解,受制于＂行政权不得处分＂原理。随着现代行政管理模式转变,行政权在行政管理中已广泛出现合作、协商形式处分行政权,行政诉讼以调解方式处分行政权的科学性不但大量出现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中,也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理论的日趋成熟和社会的期盼,定会成为一项制度安排。     

基于地方规定的调解与诉讼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纠纷因行政机关管理行为而起,行政机关有义务先行处理行政纠纷,而不应当将自己引发的纠纷全部甩手给法院,应充分利用行政调解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优势,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行政调解制度虽在我国遍地开花却五花八门,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否定行政调解独立纠纷解决渠道的地位。另外,出于对相对人诉权的保护,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可从受案范围与效力衔接两方面切入。以合理性、合法性作为行政调解与诉讼受案范围的区分标准不符合实践,而应以裁量行政行为作为调解、诉讼受案范围衔接的纽带。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具有确定力,法院应对其所涉的有效事项不再处理,巩固行政调解的成果,避免行政与司法的资源浪费。     

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反思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一个热点问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受案范围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了讨论。但这些讨论多是在行政诉讼法原有框架内对受案范围的修正,都是不够完善的。因此,重构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势在必行。本文从受案范围的指导思想、立法模式和立法标准三个方面入手,尝试着对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制度进行重构。     

家事纠纷的特质性及其调解机制的构建

家事纠纷是发生于家庭内部并以家庭成员为争议当事人的民事纠纷,其具有的非理性因素多、隐私性强、对未成年人的危害重、社会公益性大和证据证明难度高等特质性决定了调解机制是解决家事纠纷的最优选择。家事调解包括法院外的家事调解和法院内的家事调解两个方面,故对家事调解机制的构建主要是指对家事纠纷民间调解机制、家事纠纷行政调解机制和法院附设家事调解机制加以相应的制度化和完善化。     

构建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随着我国各级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抽象行政行为的数量急剧增多。但是,由于其他非诉监督机制已难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致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实施的现象日益严重。为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之进行司法审查已大势所趋。在此前提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便迫在眉睫。     

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想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它关系着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受救济的范围与程度,关系着行政权在怎样的空间上接受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进而体现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水平。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该重构,除国家行为外,其余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均应接受行政诉讼法的规范和调整。     

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反思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对行政诉讼活动具有指导意义,而其中又以对受案范围的影响最为重大.本文拟从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出发,扩大对公民权益的保护范围.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行为的界定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已进入修改的议程,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扩大我们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标准,所以行政行为不仅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更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在修订我国《行政诉讼法》时必须在该法律里面明确规定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以达到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防止实务中对行政行为的错误理解的目的。     

论我国“房屋拆迁公告”的可诉性

“房屋拆迁公告”的合法性事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提起行政诉讼是进行自我救济的重要途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做法的不一致,引起学界的一些争议。通过对两则典型案例的介绍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房屋拆迁公告”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并且当事人可针对“房屋拆迁公告”单独提起行政诉讼。“房屋拆迁公告”违法体现在发布主体违法、时间或内容同拆迁许可证不一致、违反公序良俗、没告知救济途径、发布形式不符合要求五个方面。     

比较法视角下我国公务员救济制度的创新与忧思

扩大人事处理争议受案范围、引入仲裁裁决和司法审查制度、明确公务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界限以及公务员处分程序法治化,是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重大突破。但是,普通公务员救济的困境、人事仲裁机构独立性的缺失、领导成员权利救济的漏洞、公务员对上级命令说”不”的困惑、行政机关以外公务员救济的疑虑,则成为现行公务员救济制度的不足。比较借鉴西方现代公务员救济制度,创立中国特色的公务员救济制度是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