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超越与回归:名教与自然——对嵇康思想的再认识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的代表思想,但它并不能完全揭示嵇康思想的全貌.嵇康提出“越名教”的目的是“任自然”,但“任自然”的真正落脚点却在“归仁义”.他认为,先圣体悟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情,才创立仁义制度,行仁义于世.为了实现仁义,嵇康又提出践行礼法的主张.嵇康的思想以“越名教”始,以践礼法终,在这个循环中,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变得成熟.     

魏晋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同一论思想之演变

魏晋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同一论思想之演变秦卫明魏晋时期，玄学兴盛，王弼、何晏发其端。《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日：“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理之谈，而世遂贵焉……。”玄学主要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以道家思想为主体，揉合儒佛思想而成的一种哲学体系...     

道体、物体与心体——对魏王弼心体论思想的再认识

和《庄子》、《淮南子》等许多道家著作一样，王弼玄学也是把人与万物放在同一个层次来看待的。人作为万物的一种，人的心体也是大道化生的结果，它与大道之间也是既相异又同一的。通过道、心差异性的比较，王弼肯定了人的仁义之知，也即良知的合法性。通过道、心同一性的比较，王弼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仁义之知的直觉性、自然性，也即不可预设、不可侵扰性。前人所以把王弼的玄学理论概括为“名教出于自然”，也即名教出于心体的自然而然，可谓正是从这一角度立论的。     

魏晋"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嬗变

魏晋幽深驳杂的历史土壤孕育了独特的理论思想,玄学家们通过审视魏晋禅代之际的历史经验与时代困境,提出了自己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儒道的关系问题)这一玄学主题的独到见解。王弼主张拨乱反正,"崇本以举末",试图摆脱名教异化带来的现实困境;阮籍、嵇康投身道家,崇尚自然以保全自身;裴頠则顺应现实,坚决维护名教;最终郭象统一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从而将玄学的精神发扬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到达了魏晋玄学思想的顶峰。     

魏晋玄学与魏晋文学

王弼、何晏第一次把“本末”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来加以探讨,强调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形成客观唯心主义的“本末”、“贵无”思想,催化了文学本体论思想的产生,对此后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认识论,一方面体现了他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特征,另一方面启发了象外之意,言外之意,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弼“名教”出于“自然”以援老入儒并进一步糅合儒家道家思想,弥合并解决追求人格独立自由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矛盾;阮籍、嵇康等“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自我个体的精神超越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反映到文学艺术创作中,追索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追求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催生了文学乃至文化自觉时代的到来。     

自由·自然·名教--郭象自由思想之论证逻辑探析

“自然”与“名教”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中心议题。郭象对庄子自由思想的有意误读和曲解,旨在论证名教即自然。郭象对自由的论证有严密的论证逻辑:曲解庄子逍遥之义是其逻辑之始,自性论是其逻辑之基,自生和独化是其逻辑之干,自然即为命定是其逻辑归约,名教即自然是其逻辑之果。     

从“独化论”到“名教即自然”——郭象玄学体系的逻辑演化

郭象的玄学体系熔传统儒家的伦常与庄子的自然之道于一炉。以"独化论"为根基,以"性、命"说为连接,塑造出"游外冥内"的圣人人格,并以"名教即自然"为其理论归宿,倡导人们安守本分,追求性分内的逍遥自得。整个学说富于思辨性。     

试论嵇康的哲学思想与人格理论的关系

嵇康是魏晋之际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崇尚自然,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嵇康无法将其理想人格与行为人格统一,因而他提出的反儒奉道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思想都是以自我意识认识本体的思维模式的外现,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满地实现理想精神境界与理想人格的统一.     

王弼论体用关系

体用不二是王弼哲学体系一以贯之之道。这不仅体现在王弼的本体论思想上,而且还贯通于王弼的解易方法论,以及"圣人有情,应物而不累于物"、"名教出于自然"等伦理学命题之中。     

王弼哲学对“有”的肯认——“有无”关系再探

关于王弼的哲学思想,许多学者和哲学史家将其概括为"贵无论"、"无的哲学"。我们认为,此种观点有其偏颇之处。王弼虽强调和突出了"无"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但并没有否定"有"的价值与作用。为了论证此观点,我们立足于三个方面来分析:"崇本举末"(有无、本末关系)、"以无为用"(有无、体用关系)、"名教本于自然"(有无、名和自然)。     

面对社会与面对生命——论向秀、嵇康对《庄子》的不同解读

同是一部《庄子》 ,向秀与嵇康有着不同的解读。向秀是面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他试图协调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尖锐矛盾 ,在“人间世”里为乱世士人寻找一条安顿心灵和生命的道路。嵇康则是贴近个体生命的诠释 ,他试图通过开掘精神世界的空间 ,于现实社会之上营造自由的人生意境和精神家园 ,进入其中作“逍遥游”。前者是社会现实的需要 ,后者是个体觉醒的必然。两种不同的认识共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从王弼“名教本于自然”思想论天道人道的统一

王弼对世界存在普遍原理的追问展现在多个方面,认为世界万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根据,万事万物的运行遵从自然原则;对于人类社会,同样强调自然原则对于人类规范制度的创立具有本源意义,肯定了自然原则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该观点被总结为"名教本于自然"。将自在的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规定为自为的人类世界的行为规则,其理论前提是包括人类社会历史与人类思维在内的人类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适用的普遍规律。     

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其中嵇康以反“理伪”“争夺”的名教礼仪道德作为自己对道德本质的阐述,以“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作为自己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返朴归真”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返朴归真”是中国哲学史中十分重要的思想,其主要理论起源于老子,后来的庄子及许多哲学家在一些经典著作中也有所阐述,比如,《列子·杨朱篇》、《淮南子》、《无能子》等经典中,以及王弼、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理论、李贽的“童心”说等等。在当代社会,“返朴归真”思想无论是对个人的品德修养还是对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志驰乎六合之外，而身扃乎七尺之内——阮籍人生悲剧论

阮籍生活在一个动乱、伪善、龌龊的时代，内心充满痛苦。他的崇自然而斥礼法，固然是激愤之辞，实则“把礼教当宝贝”。但阮籍最大的悲剧还不在于他对礼教的似违而实依，更在于他通过咏怀、饮酒、任诞，乃至建构哲学的玄境等种种方式，真诚渴望超越而依然不能超越，依然要在龌龊的现实土地上忍受无尽的精神煎熬。     

情智兼得方为圣人--论王弼的理想人格

王弼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具有超拔的智慧而不滥用智慧,"圣人有情论"还圣人以正常人的生命情感和自然之性,把人格神还原为普通人.在树立"圣人"这一人格典范时,王弼将儒家的理想融人道家的自然,以道家的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家经学,形成其"内道外儒"的人格特征,在对经学的重新阐释中将道家推向历史的前台,掀起魏晋玄风,中国哲学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大的转折,对后世的文学、美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个体主义视域下的王弼自然思想

在王弼的思想当中,本体之“无”需要在具体之“有”当中显现自身,普遍的自然原则同样不能脱离具体的事物。事实上,王弼所说的自然原则就是指个体事物的自然本性,普遍的自然原则最终所指向的是具体存在的个体。自然原则作为事物存在的必然法则具有普遍性,但普遍性并不意味着自然原则以一种一成不变的形式展现自身,而是内在地通过具体事物各自的自然本性,以多样的形式展现。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个性,却又都是自然原则的一种具体展现。这种具有多样表现形式的事物内在本性恰恰就是普遍的自然原则,自然原则以普遍言之在于以一种统一性的视角描述事物的本性,从事物具体的现实的存在形态出发又可以得出自然原则的多样性。     

论王夫之的伦理思想

王夫之在继承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了人性问题,并为人在义与利、理与欲的追求上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王夫之的伦理思想及相关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寻找健康和谐的人际世界——孔子“仁”的思想简评

当今社会要想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世界,可以从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中去寻求答案。因为这种“仁”的思想对处理家庭关系、搞好管理工作和正确结交朋友都有借鉴价值。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世界,从个体自身角度出发,需要掌握孔子关于修身的一套原则和方法,即自律克已、自省向善、勇于改过。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对人类寻找健康和谐的人际世界大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