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的识变问题

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一能变与三能变不同,也就是一种七现与八识现行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识变过程中,就产生了唯识古学识变的两重能所关系与唯识今学的三重能所关系的识变发生模式的不同,也进一步影响到了古学与今学对遍计所执性和依他起性的不同诠释。     

唯识古今学对九识学说的不同解读——兼论《宗镜录》对此问题的态度

唯识宗立八识学说,以阿赖耶识为第八根本识.<金刚三昧经>、<密严经>等经典中出现了"九识"这个名词.真谛的唯识古学系统认为九识是"阿摩罗识",为阿赖耶识之上的真常净识.玄奘一系的唯识今学认为,"九识(阿摩罗识)"是阿赖耶识的别名,阿摩罗识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指称阿赖耶识:其一,因地的第八阿赖耶识自性清净而有染污,阿摩罗识则专指阿赖耶识之清净性、自体分;其二,庵摩罗识是阿赖耶识的"果上之名",指阿赖耶识通过唯识五位之修证、断尽烦恼所知二障成佛之后的究竟清净心体.永明延寿在<宗镜录>、<心赋注>等著作之中,对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的"九识"思想都有引用,但总体上倾向唯识今学.     

“一枝独秀”与“百花齐放”——宋明理学东渐朝鲜和日本的不同呈现

宋明理学向东传入朝鲜和日本,在朝鲜呈现朱子学的"一枝独秀",而在日本却呈现朱子学、古学、阳明学、折衷学的"百花齐放"。究其原因在于两国的社会现实不同,朝鲜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体制社会,而日本则是分权的幕藩体制社会。     

古学还他古学:史家视野中的老子学及相关问题

老子之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古为今用,对其作应用性的发挥阐释,其基本的思路是"六经注我",以我为主,古人皆我注脚;另外一种是"我注六经",以古学还他古学的态度研究之,力求存真.而最有义务存真者当属史家,故而史家的观察与结论对我们今天研究老子之学应该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明乎史家所存之真--老子之学乃"为治之学",可以对学界流行的把老子之学一股脑儿当作玄学研究的倾向有所矫正.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之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学",主要涵指"科学"与"学科"这两个相互区别和联系而又演变多义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含义既有贯通相类之处,又有週异不同之点:有时可以互指或代指,有时则各有所指或异指;有时单指其一义,有时又复指其二义;有时合指或混指其多义,有时则宽指或概指其综合义,等等。因此,需要明辨之、厘清之、慎用之。     

东亚政治思想的发展:伊藤仁斋转向古学之路

以直读先秦儒学经典、探求圣人之学之真谛、经世致用的古学学派在德川时代初期产生,伊藤仁斋是该学派的首要创始人。仁斋倡导古学之目的,是学圣人之道。他通过直接学古代圣人经典原著,也就是所谓的新创古学,努力复原先秦孔孟思想,从而阐明了其支持封建共主体制,注重以仁为根本,强调可用于人伦日用的经世致用之学。他大胆否定官方推崇的宋学而鼓吹古学,揭示了圣人之学与圣人之教不需通过中间媒介,人人可为可行,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自主独立人格性,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一家新说。仁斋的治学理论及带来的新学风,对后来的另一古学创始人荻生徂徕,以及日后出现的竭力以去除"汉意"为目的的"国学",以及德川时代以至近代的所谓日用之学的"实学",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仁斋的圣人道学,承孔子本意,是当时东亚学人有共识的、以文明———圣人之学来辩华夷(civilized or uncivilized)的努力与结晶,全无近代西方舶来的据种族地域类分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     

宋代《诗经》学的两种主要方法及关系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解经方法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和关键突破,即重视文本的"因文见义"与主张古今人情事理相通的"以今论古",对两宋<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基者是欧阳修.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共同为形成衡量汉唐、裁夺义理、熔铸新解的宋代<诗经>学新风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诗经>学及<诗经>学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探讨宋代经学的方法革新也不无启示.     

“人生”概念隐喻的英汉对比研究

概念隐喻普遍存在于英汉两种语言中。英汉"人生"概念隐喻既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和相似性,也具有差异性。它们都呈系统性,都从不同角度构建了"人生"这个抽象概念,从而形成了各自的概念隐喻网络体系。概念隐喻的系统性也体现了语言的系统性。"人生"概念隐喻的跨文化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的系统性和文化性,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隐喻。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句法研究

多年来,系统功能语法发展了两种模式: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和Fawcett的加的夫语法。文章旨在通过研究这两种模式的关系,理清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句法研究问题。文章介绍了系统功能语法的两种模式,探讨了这两种模式中的形式、功能和意义并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功能概念是一个关系概念,可以指形式和意义的关系,也可以指语言形式与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的关系。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和Fawcett的加的夫语法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功能所代表的不同关系上。     

莎士比亚劝婚十四行在中国--汉语文化语境下对三个译本的比较研究

笔者采用译介学的方法,对"莎士比亚劝婚十四行"三个中译本进行字句分析,发现它们所反映的主题思想(包括生育观、人生价值观)存在着"古"与"今"的差异,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负载(就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思维模式和宗教理念诸层面而言)也有着"中"与"西"的不同.梁宗岱的译本体现出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特色,而梁实秋和屠岸梁译本则更多地吸纳了西方文化因素.联系社会历史环境,对译本差异的产生原因作了简要说明.     

华夏固有学术视域中的“红学”

华夏传统学术,发展至清代,最终形成经、史、子、集"四部"架构体系。产生于中华历史文化与学术综汇期的"古典红学",同样可以从经学、史学、子部之学、诗赋文章之学四种角度观察评析。作为迥异于西方"文学"及"小说研究"的既定学术存在,"古典红学"不仅是当代红学正本清源的历史依据,也是这门华夏固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乃至返本开新的学术前提。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

文章借用西方文学的"正典"(canon)研究为视点,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通过对经典的形成、经典的品质、经典的类型、经典的影响等几个中心问题的梳理,该文尝试呈现古代文学经典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实践及其在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从更宽广的现代学的语境与问题出发,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为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古典资源之一.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两汉的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今古文之间绝非壁垒森严,水火不容,其争点仅在<左传>.今古文经学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融合的政治基础.古文经学家多通人,这是融合的学术基础.今文经学的腐败,则提出了改造传统经学的任务,这种改造在经学范畴内,只能走融合的道路.许慎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贡献,而郑学的出现,则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儒家慈善意识与现代慈善理念

儒家"仁"、"仁政"、"人本"、"留余庆"的思想及儒家"灾害观"、"贫困观"、"财富观"中的"慈善意识"经常会在引用中与现代慈善理念混淆。事实上,"博爱"与"等差之爱"、"君王之惠"与"公民权利"、"慈善特权化"与"公民责任"以及"明哲保身"与"爱之慈善"有很多背离之处。认为"宗法"与"礼教"两大思想是导致"人本源"的儒家"慈善意识"与"神本源"的现代"慈善理念"发生冲突的关键所在。建设中国特色慈善文化必须扬平等、弃等差,扬责任、弃恩赐,纠正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越位"现象,克服"明哲保身"思想的局限,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营造"团结互助"的社会新风尚。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论两汉经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本文基于对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以及谶纬的发展、演变和相互关系的考察，根据经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将汉代经学划分为初起、今文经学极盛、今古文对立表面化、今古文于对立中开始走向融通、集大成局面出现等五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经学问题略作评析。     

"读经书"和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汉语现代化

目前,中小学生课上、课余读经书的热潮似乎很高,这在教材编写和学业测评中都有一些体现.为什么要读经书,读哪些经书,如何正确对待"读经书"现象,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和必须明确的问题,否则,将使汉语语文教育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背离汉语现代化的目标,影响现代汉语健康发展,削弱现代汉语在现代语言生活中的工具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