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推动国民教育之研究

20世纪初,中国还处在被列强奴役的时期,社会封闭,文化落后,国民认识观念守旧。张元济目睹国家受帝国主义的欺辱,萌生了救国理念。他借鉴西方发展经验,提出欲强国必改革,推动国民教育,实现教育救国。他开办通艺学堂,培养人才。他兴办新式学堂,普及教育之路,昌明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实现救国梦想。他用新式教科书开启民智,实现智民,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培养国家发展的合格之才。他倾心商务印书馆,广纳人才,出精品,强国民,兴中华,造就民族文化精英,服务社会需要。他毕生以推动国民教育为己任,实现富国安邦,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国民教育体系下中美军事人才培养模式之比较

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培养军事人才,已经成为众多国家的常态化制度.美国是最早通过立法形式确立该项制度的国家,配套的规章政策已趋于完善.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军队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现行模式,分析差异得出启示,持续推动我军发展完善该项制度.     

近代国民教育思潮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我国兴起的国民教育思潮,把国民素质的改造与重建视为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以造就健全人格的新型国民为宗旨,主张打破传统的小众教育、养士教育,面向全体国民推行普及教育、义务教育。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学制的改革和义务教育的普及、补习教育的起步,新式教学法的改革,并对清末学堂具有巨大的思想启蒙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国民教育思潮的产生发展、教育宗旨、内容、途径及其影响。     

张之洞与近代教育

张之洞作为近代教育家,早期曾对传统书院教育进行改革,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洋务运动期间,试办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甲午战后,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思想,并认识到建立新学制的重要性,在湖北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这些活动对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俄共(布)几次决议看党政职能分开

俄共(布)和苏维埃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1919—1922年间,处在一个非常艰苦的转变时期,也是苏维埃俄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由主要是国内战争时期向主要是和平建设时期转变,由执行军事任务向执行和平经济建设任务转变,由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实行新经济政策转变。由于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的地位,党如何正确领导国家政权,如何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职能作用,日益提上议事日程。布尔什     

清末重庆新式学堂述论

清朝末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重庆教育迈向近代化的历程也肇端于这一历史时期,其标志即为新式学堂在重庆的创办和发展。重庆的新式学堂主要有小学、中学、半日学堂等类型,分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创办方式一是设立新学堂,二是由书院、私塾改造而成。重庆各区县积极筹措经费,加强选用和考核教师,多渠道、多形式地创办新式学堂。所以,虽然重庆新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后来居上,短短10余年时间,重庆的新式学堂就初具规模。新式学堂的兴办,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知识,促进了重庆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使当地社会风气发生转变,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文纳入非洲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特征、挑战与路径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以国别研究为基础，从中提炼和归纳特定国家和区域中文教育发展的共性和特性问题，进而建构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理论体系以指导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发展实践。中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中文纳入非洲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特色鲜明，发展潜力巨大，但也面临着缺少政策支持、发展基础薄弱、语言环境复杂、中文教育结构失衡等突出挑战，优化纳入路径应以包容性发展为立足点，加强政策对接，发挥领域优势，优化产品供给，助力中文在非洲国家实现有效纳入。     

论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政策的转型及其实现

由于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缩小教育差距一直成为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政策的着力点,经过长期努力已取得明显成效。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缩小教育差距需要面对教育差异的现实诉求,基于尊重教育差异的现实考虑,当前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政策正处于资源配置从资金投入向优化配置转变,教育倾斜政策从优惠性向特殊性转变,教育权利保障从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以及教育目标同质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转型期,这是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阶段性特征、目前的复杂形势和政策实效等推动的结果,可以说,适应教育差异是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政策转型的切入点,而这需要充分发挥地区能动性。优化充分发挥地区能动性的政策路径,需要通过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划改革和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外部帮扶机制改进、建立健全相关法律等途径,进一步发挥民族地区自治机关履行教育法律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通商口岸和外贸态势的转变

洋务运动时期,外资在华势力快速膨胀,中国资本主义性基本产业开始产生和初步发展,中外贸易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西方列强对中国商品输出和原料需求的升级;中国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初步兴起后对外国商品需求的增加。中外贸易状况由出超向入超转变,并成为此后中外贸易变化的基本趋向。     

蔡锷军事教育思想论

蔡锷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杰出的爱国将领,他一生注重对军事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在编练新军以及开办新式学堂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教育思想。蔡锷的军事教育思想包括服务于国防建设的军国民教育思想,注重军队训练和军官教育的军队教育思想以及立足实际、注重实效的办学思想。     

水到渠成:略论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建立

由于19～20世纪之交清政府统治的日渐腐朽和民心的日渐丧失,迫使一部分人士起来大声疾呼推翻无可救药的清政府统治,并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与此同时,革命派分子要求革命势力走向统一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当清政府赖以自救的新政政策和对国内革命派人士的高压政策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革命势力在日本东京的大量聚集时,孙中山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其他革命派骨干促成了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的成立。     

论清末财政立宪运动的兴起与失败——基于社会运动的视角

清末财政立宪运动激发了朝野齐心致力国家建设的热情,十年新政展现出历史上最灿烂的时刻。新政改革以官制作为突破口,以军事集权和财政集权作为手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出此前的改革。财政立宪从思潮转向社会运动,从而成为清末民初财政现代化的先声。财政集权是清末财政立宪的重要举措,然而行之过于操切,致使“惠民之政”变成“病民之根”。迨至各地民变丛生,改革最终葬送了作为改革者的政府。然而财政立宪的进程依然在继续,清末的失败恰恰为当下中国改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借鉴。     

清末民初湖南贫民习艺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贫民习艺所的建立,是清末民初湖南政府积极兴办新政,应对社会危机,关注社会下层的一个重要成果,被称为社会的＂安全网＂。它的设立具有历史必然性：坚实的思想基础,一脉相承的组织基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其运营机制相当完备,对当时湖南省的社会管理、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体现了某些历史局限性。     

新加坡精英教育培养体系及其经验借鉴

精英教育是一种以培养社会精英人才为目的的高质量、高标准的分流教育,也是一种差别化的可以体现教育公平的教育。新加坡通过采取精英教育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说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其独特的精英教育培养体系有着很大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新加坡精英教育体系是一种通过分流考试选拔精英并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型精英教育培养体系。中国的国情和新加坡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国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仍然需要再实行精英教育,但是我们的精英教育存在许多问题,通过研究新加坡精英教育的培养体系,借鉴其成功之处可以给我们的精英教育带来启示,提高我国的教育实力,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清末政府向南非输出劳务述论

20世纪初,清政府自主向南非输出华工,经历了从严禁到被迫接受,最终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与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实现了劳务政策的重大转变。清政府首次主动向外输出大批劳务,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传统乡村士绅的“嬗变”与“疏离”——以辛亥前后江浙地区的“毁学”事件为例

20世纪初,科举废除使新学教育在全国获得很大发展,同时也导致乡村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教育冲突日益激烈。清末十年,“毁学”事件在江浙各地乡村屡屡发生,几有遍及全国之势。作为地方精英新旧矛盾激化的产物,辛亥前后“毁学”事件既严重阻碍了近代新式教育的普及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传统士绅阶层的嬗变过程,使其与中央政府渐行渐远,并最终走向了清王朝的对立面。     

清朝人才选拔的民族政策研究

清朝自建立之日起,满族统治阶层一直认为民族政策是治国安边之道。因此,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尤其是人才选拔方面,一直十分重视落实民族政策。本文通过梳理与解析清朝人才选拔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措施,试图对其进行较客观的评价。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清末新政时期山东的植树造林

山东的植树造林在清末新政时期备受重视，各级官吏和新式社会团体农会大力倡导，林业公司、林业会、树艺局、林业试验场、农林学堂纷纷设立，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植树造林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清末政府的农林政策，山东地方当局对发展林业的重视，德国在青岛造林的刺激以及经济效益的驱动，为当时山东植树造林获得成效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浅析江西谘议局议员选举工作及其结构分析

谘议局是清末新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谘议局的议员由选举产生。这相对于此前的君主专制制度而言,无疑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进步。江西谘议局是在清政府一再催促并规定了最后期限后,才匆匆行动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江西谘议局议员的选举比较公平,议员在谘议局的运作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考察江西谘议局议员选举的情况及其年龄和出身背景,有利于我们更直观地了解江西谘议局的成立和以后的论政和发展方向,以及评价其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