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社群主义”——麦金太尔社群主义研究

虽然麦金太尔被视为当代社群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但他本人却极力否认自己是社群主义者。这种否认源于他与其他社群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为了标示这种区别,我们不妨把麦金太尔的政治哲学称为"小社群主义"。首先,这种"小社群主义"建立在小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而小共同体(邻里、村镇或农场)区别于大共同体(现代的都市和国家);其次,这种小共同体既是实践共同体,也是道德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之批判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从普世论、个体论和社群价值三个方面展开,并显示出从抽象的哲学向具体的政治学的兴趣转向,即争论的焦点不再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而是现实的政治设计问题。社群主义在东亚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回应,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文化原因。     

徘徊于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以桑德尔对权利自由主义的批判为例

在社群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中,如果说麦金太尔为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提供了历史和语言学的奠基,并归宗于受到亚里士多德主义强烈影响的“历史传统限制的实践理性观”,那么桑德尔则更多地借鉴黑格尔主义和后现象学的哲学资源,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权利自由主义进行了最为明快、尖锐和深刻的批判,但是同时,这种批判也最为典型地表现出徘徊、依违于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的特征。本文从自我观、社群观以及对美国政制中失落的共和精神的追寻三个方面全面地探讨了桑德尔的政治哲学,并阐发了笔者对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走出这种三元对峙困境的观点。     

论平等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的自由主义理论致力于探讨公平问题,试图建立一种脱离任何形而上学立场的"程序正义"。这一理论由于其所体现的普遍主义、个人主义等特征,成为社群主义的主要批判对象。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对社群主义的批评的一种回应,但并不能消除社群主义的质疑。另一方面,社群主义也不能根本否定或取代自由主义,充其量只是这一理论的补充。     

论拉兹的至善主义及其得失

正统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反至善主义的”。虽然拉兹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但他举起至善主义的大旗,试图对自由主义提供一种激进的解释,以探索一种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拉兹的政治哲学介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     

契约法和国家的伦理中立:关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几点想法

在国家应该如何对待道德多元现象的方式上,社群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意见不一致。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必须在竞争的善的概念之间保持中立,社群主义者则争辩说,国家应该强化在社群内部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念。论文通过对契约法的讨论,阐述了自由主义国家和社群主义国家对待契约法的不同态度。     

全球化与多元化——关于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之争的思考

本文就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多元文化的命运问题 ,作出了一点思考。认为文化 ,特别是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业已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在如何对待全球化的价值导向和文化格局方面 ,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两种不同的态度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文章分析了这两种基本态度各自的思想理论前提、特征和主要表现 ,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思考和回答的理论问题 ,并以“9.1 1”事件为例明确地指出 ,过于极端化的文化价值普遍主义立场 ,是可能引发国际恶性冲突的重要根源。因此主张探索一种新的文化价值选择思路     

警惕“市场社会”对人价值观的异化——桑德尔基于社群主义对市场的伦理审视与重塑

桑德尔断言,我们已经从市场经济滑入"市场社会",即市场从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演变成为一种人的生活模式和存在方式。在"市场社会"中,金钱的购买力无限扩张,具体表现为:万物沦为商品、以金钱衡量价值、默许"贪婪"与奖励"失败"等,这些"金钱律令"最终将导致人价值观的动摇,甚至迷失。"金钱律令"对"道德律令"逐渐排挤,其背后体现着自由主义者诉求的权力优先于善、人绝对拥有自身、国家在公民美德培养中应保持中立等思想的扩张。桑德尔立足于社群主义,与其他社群主义者一道,呼吁人应该警惕市场对人价值观的冲击,在人的道德、情感、判断等维度开展辩论,以此划定金钱购买力的禁区,进行有情感的商品交易,重塑善在人价值观选择中的优先地位,让社群重新成为人存在的归属。     

美国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及其启示

作为当代美国法律文化特色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其兴起得益于一场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普通法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甚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力量.为解决这场危机,美国爆发了一场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其主张是革新普通法的观念,以工具主义法律观取代形式主义法律观.这场改革拉近了法律与社会的距离,奠定了美国法律实质化特色的基础,并对后来的法律理论与实务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的法学流派在根本上都对法律持工具主义态度,在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的实务中也更是处处体现了工具主义法律观.     

索洛维约夫普世主义的上帝观——以《神人类讲座》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索洛维约夫早年著作《神人类讲座》的具体研究 ,从理性与信仰、肯定与否定、个性与理念、万物统一与三位一体、神性与人性等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索洛维约夫普世主义的上帝观     

中国体育法治中的父爱主义——《体育法》中法律父爱主义生成逻辑

"权利论"历来是中国体育法制最受欢迎立法理念,但"父爱论"的理论构建基础凸显着科学性、人文性,因此中国体育法治中仍需坚持父爱主义的立法理念。在中国《体育法》中,由国家干预的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是法律硬父爱主义的适用,而部分的学校体育法便是法律软父爱主义理念的运用结果。在理论上,法律父爱主义承袭的是父爱主义理论逻辑,即通过一定程度限制措施以保护"弱而愚"之人,并在道德诉求下寻求一种允诺行为自由与严格规制之间所达成某种适当立法平衡的理念,因而在体育立法过程有其自在的自为逻辑。     

自我及其边界:文化价值取向角度的研究进展

本文回顾了８０年代以来为社会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所关注的自我边界结构的文化特征问题的研究进展,特别评价了跨文化心理学从“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角度对自我边界的研究     

超越政党多元主义：论霸权党制及其类型学

政党多元主义是内生型政党(体制)的价值规范，一直以来，政党多元主义一直被西方民主理论中的政党理论视作一种自然。然而，那些后发现代化、仍需完成政治系统重构的政治共同体的政党(国家)体制建立逻辑并非政党多元主义。运用比较历史分析和过程追踪法，通过对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苏、20世纪初—20世纪中叶的波兰和中国，可以发现一种非竞争性的双层政党(国家)体制的生成逻辑。这种体制可以被称为“共识型领导党制”,它不应被视作一种与主导党制相对立的非民主类型，而应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考虑其政党(国家)体制类型学。     

可持续发展与人的自我超越

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不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不发达国家，都是人类现代化之途的历史性必然，是人类不断进行自我超越的体现。     

儒家哲理特征与文化间对话——普遍主义还是非普遍主义

儒家是一种典型的非普遍主义,因为它尽管坚信自己学说是终极真理.但认为这真理与实际生活的变化过程内在相关,依靠健全的文化生态而存活,并且否认任何普遍主义的更高标准的有效性.所以,在当今的文化问交往中.儒家会主张一种真实的对话态度:既不参与任何你死我活的文明冲突,不搞普遍主义的竞赛与对抗.儒家坚持一种"允许中止交往"的对话原则,即对话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中止可能的和现实进行着的交往.如果它感到这种交往威胁到了它的原初文化生态的话.也就是说,文化间对话必须以保障对话的任何一方的文化独特性、他者性为前提.     

“十一观论”——儒家大生态主义的生态思想体系

儒家生态思想本质上是以天地人万物生生为主题的大生态主义,其天地生生的生态世界观、阴阳五行八卦的生态平衡论等“十一观论”构成了儒家丰富独特的生态思想体系.儒家生态思想构成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内在张力的生成及其缓解——略论五四诸子的“个人社群观”

本文从中国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背景分析入手，通过对五四诸子“个人社群观”嬗变流程的脉络梳理，来揭示彰显其内在思想张力之生成及缓解的深层缘由。作者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原生基石预设于“个人主义”所取得的毋庸置疑的先验地位之上，而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则与此迥然有别。虽然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激进派为了摆脱两难困境，曾经一度突破了保守派布下的樊篱，逼近触摸到“个人本位”的观念，但在“启蒙的屈辱”的心理作用下，很快又回撤到早期先驱者的归宿窠臼中去，重新操持起“社群本位”这一当代社群主义的主流话语。这种在中国近代思潮史上屡见不鲜的殊途同归现象，究其根源乃在于，当面临着与生俱来的内心撕裂之痛苦时，亲历者往往采取了二者择一的一元化思维进路，抑或是某种笼统模糊的调和手段，亟欲强行将之缓解。而从如此颟顸浮躁的心态出发，在现实政治的运作过程中只能导致其“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相背离。     

财税法治与公民权——宪政视角的解读

公民权是财税法治的全部权力来源和终极目标，财税法治是公民权有效实现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障。财税法治视野中的公民权主要表现为公民财产权、知情权、参与权、接受公共服务权和监督权等。我国财税法治化程度较低，导致财税法治实践中公民权的实现程度极低。合理借鉴两权分离主义、财税法定主义和财税联邦主义是有效提高我国公民权实现程度的制度保障。     

左翼加速主义及其缺憾——为什么加速主义不可能替代资本主义?

在众多国外加速主义思潮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费舍尔、威廉姆斯、斯尔尼塞克为代表的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左翼加速主义。相对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左翼加速主义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关于工业技术发展的内涵,即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途径在于技术的加速,让资本主义无法支配整个生产领域。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发展,左翼加速主义的方案遇到其问题,技术加速发展,并没有解决不平等和无产阶级解放等问题,反而让不平等的问题越来越凸出,让无产阶级进一步陷入游牧无产阶级或流众的境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理解,左翼加速主义只指出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但没有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无产者被动地进入技术加速过程是无法产生社会主义动力的,只有当广大无产阶级意识到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数字平台和生态实际上是他们劳动的产物,应该将这些平台服务于公共目的,才可以打破资本主义垄断数字平台的神话,为未来社会主义创造可能。     

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的游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理念创新

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常新的历史话题,本文将采用历史考察的方法,追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轨迹,分析不同时期宪政主义和管理主义行政体制改革及其利弊。认为:对中国政府而言,要想走出“今天的改革成果是明天改革的对象”频繁宿命,就必须创新改革理念。在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坚持宪政主义和管理主义,在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之间游移,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阶段坚持不一样的侧重点,将决策层的宪政主义与执行层的管理主义、对外的宪政主义与对内的管理主义的结合。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