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汉监察官员的选任制度

监察官员历来被称作“风宪”官 ,负有上谏君皇、下劾百僚的职责 ,在国家的监控系统中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两汉监察官员选任制度的奠立 ,具有启导先河的作用 ,对其后历代监察官员的选任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两汉时期监察制度的重大变革、监察官员的选任方式与途径、选任的标准与条件、考核与管理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与论证 ,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两汉政制的特点以及我国历代监察制度的承继关系 ,也为世人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清代五城察院职官吏役构成及其选任

清代北京的五城察院，是京城重要的行政管理机构之一。其人员构成，包括巡城御史、司坊官、吏员及杂职等几部分。五城职官吏役不同的身份，使其各有不同的选任方式。清代官吏选任制度的完备，由此也可见一斑。     

清代官吏制度及其实施之得失辨正

清代承继前朝诸代遗风,创设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官吏制度。然而,其选任制度,虽然以科目考试为取士主途,严格监考,不容幸进,但考试方式和内容则在一定意义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其监察制度,虽有详备的法典规章供官吏遵守、御史监察,但由于缺乏保障措施,御史往往不愿或不敢履行职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制度形同虚设;其奖惩制度,虽说对功臣义民皆有褒奖,但由于皇权至上、喜赏怒罚,则影响了奖惩制度乃至整个官吏制度的合理实施。对清代官吏制度及其实施之得失进行辨正厘析,对于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以及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中的合理性因素

监察是治吏的利器,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激浊扬清行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尽管其实质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御用工具,但其中也蕴涵着许多启人心智的合理性因素。诸如独立监察,强化监察机构的地位和权威;重视选任,保证监察队伍的良好素质;严格管理,防止失监虚监;反监互察,制约监察权力的滥用等等,对于我国当前的监察制度和廉政制度建设仍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宋代台谏官荐举新论——以《宋史·本纪》的记载为切入点

北宋真宗朝以前及北宋徽宗朝后直至南宋灭亡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荐举台谏官的诏令几乎是个空白,尤其是南宋孝宗朝以后,<宋史·本纪>中竟然没有一条记载.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前者是因为宋初台谏官作为寄禄官,多不行台谏之职;而后者则是宰执大臣特别是权相对台谏官选任的影响所造成的.以此为基础,本文对宋代台谏官在选任中与荐举制度相关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明代救灾用人问题初探

救灾用人关系到救灾的成败,因而"救荒贵在得人"就成了明代人的普遍认识.明代救灾官员的选任,既重廉洁.亦重能力,强调廉、能的结合.在救灾用人实践中,既承继传统的遣使救灾,又充分发挥巡抚的多重作用,并重视府州县赈务官的选任.但明代的救灾用人无法脱离整个吏治环境而独立存在,故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晋代史官选任制度考论

晋代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继承了曹魏始创的史官制度———著作官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完善,史官的选任更为严格,但由于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受到了九品中正制的较大影响,许多士族子弟依靠门第得任史官,从而造成了晋代史官虽多但堪当史任者却相对较少,高水平的史著也不多见的现象。另外,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对南北朝亦产生了较大影响。     

黑水城出土元代亦集乃路选官文书

黑水城出土的北元时期推荐任官文书和其他几件选官文书反映了元代亦集乃路官员选任的三大要求,一是自身要具备职位所需的各种条件,二是任其他职务时的表现是官员升迁的重要条件,三是需要有举保人推荐,是北元时期铨选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体现。文中还涉及亦集乃路官员对调现象,甘肃行省的仓库官经历了由各路自行选任到行省选任的过程等问题。文中所引用的黑水城文书尤其是罕见的北元时期文书,作为了解北元历史、补充以往关于元代选官制度记载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监察官吏选拔的标准

监察官吏的选拔制度古已有之。在封建监察制度建立初始的秦汉时期,封建王朝是制定了监察官吏的选拔、任用、奖惩等办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增设了一批如校事刺奸、丞相左丞等新的监察职官。唐代对以卑察尊的体制作了重大改革,泛监察官吏分为高、中、低三类。对于高级监察官员,提高他们的官等。如御史大夫,其官等起初为从三品,提高到正三品。宋朝建立以后,在吏部之外另设一个考课院(后改为审宫院)“以分中书之权”,与此同时,废除了唐代宰相推任御史的制度,改由皇帝亲自选任。明朝的官吏铨选机构大都是都察院和吏部共同管理,台官的任用则主要由都察院掌握。清承明制,制定了《钦定台规》,对严格选拔监察官吏有了很大发展。由此观之,历代监察官吏的领导体制虽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