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庖丁解牛"新解

对"庖丁解牛"的解说,历来多未得其真,这主要是因为对庖丁所说的"三年"、"十九年"两个数字的不理解.经辨析,<庄子>中此两数字来源于中国古代历法知识,这是理解"解牛"之旨的关键所在,文惠君所得之意亦由此出.此两数字是用来讲明道修道的工夫,庄子借此"道数"以表达其养生之主旨及其天人思想.     

矛盾的庄子与庄子的悖论--《逍遥游》的"小大之辩"及其它

本文以《庄子》中的"小大之辩"为主线,探讨了存在于《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重要作品间的矛盾,以及庄子对"大"和"小"的态度,由此揭示了庄子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间的差异,并对其"逍遥游"的三个层面和逻辑顺序作出新的阐释.认为"逍遥游"的真正价值并不在其理论形态和最终目标,而在庄子对此一境界的追求过程和借此表现的对束缚自我之现实的否定;庄子在现实中对小大的分辩比起他理论中的大小齐一来,对人们认识、理解事物具有更深刻、更普遍的启迪意义.     

"此在"还是"我在此"?——随海德格尔与勒维纳斯一道思考"人之为人"

"人之为人"究竟何在,自古就是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海德格尔与勒维纳斯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海德格尔把人规定为"此在",而勒维纳斯则把人规定为"我在此".这两种对于人之为人的不同理解源自两种不同的视野:一是从人与存在的关系出发理解人之为人;一是从我与他人的关系出发理解人之为人.前者导致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存在的澄清;后者导致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他人的本质.这两种理解标志着西方思想在理解人之为人问题上的两种极端.     

从"以我观之"到"以道观之"——庄子"轮扁斵轮"的哲学解读

《庄子》"轮扁斵轮"寓言中是以轮扁为"观"之主体,以斵轮作为推论的逻辑起点.轮扁之"观"具有两种内涵:由"以我观之"走向"以道观之".轮扁斵轮的实践过程以其自身之在为出发点,从或"徐"或"疾"进展到"不徐不疾",由"技"至"道"这一过程既彰显出轮扁"以我观之"的内涵,亦被赋予了"以道观之"的特征.在斵轮过程中,庄子既强调要从人为走向自然,对目的、意图进行扬弃;同时,庄子又承诺了"不徐不疾""得手应心"地斵轮的完美境界,这种自然而然的、近于道的境界无疑是斵轮活动的目的.显然,庄子对于斵轮活动中的目的、意图的扬弃与对于斵轮最终可达到的境界的承诺之间存在着张力.     

"小大之辩"与"有无之辩"——《庄子·逍遥游》新析

在<庄子·逍遥游>中,"小大之辩"揭示了"逍遥游"的主体,因此也可说是"逍遥游"主体之辨."小大之辩"还涉及与"逍遥游"相关的时空大小之辨.至人、神人、圣人都可说是逍遥游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至人高于神人、神人高于圣人.庄子的"大言"是与"大知"相联系的,人们可借助其"大言"走向"逍遥"与"无为",因此其"大言"并非无用.惠子认为庄子的"大言"大而无用,与他仅有"小知"而无"大知"有关.在<逍遥游>中,为充分理解"逍遥游"以及"小大之辩",需结合"有无之辩"."小大之辩"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局限性大小之辨,而"有无之辩"可说是在特定方面局限性有无之辨.     

从"道艺合一"到"道通为一"--庄子技术思想初探

在对待"道"和"艺"的关系上,庄子主张"道"艺"合一.他认为"道进于艺",或"道在于艺"."技进乎道"是庄子思想的灵魂.同时庄子提出"道通为一"的思想为达其目标必经分解同合之途.其一,"以道观分",庄子的意思是,"分"与"成"是同一过程,不是"分"之外另有"成",也不是"成"之外另有"分",而只不过从一方面看是"分",从另一方面看是"成"."成"与"毁"亦然.庄子有关"分"、"成"、"毁"的论述是对中国古代工程技术设计思想的总结.其二,"不同同之",庄子的意思是以道观人察物,万物虽种类不同,形态万殊,但其根本之道是同一的."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就是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创新的目的."道通为一"是将个体的"分"与整体的"合"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有分有合的境界,这是庄子技术思想的基础.     

齐物·齐论·齐语言——论庄子"齐物论"的三层内涵

庄子思想具有很强的解构性,这具体表现在他的"齐物论"思想中.理解庄子的"齐物论"思想是真正把握庄子思想的前提,但大多庄学研究者对"齐物论"的内涵却理解不够.前人对"齐物论"的理解主要从"物"、"论"着眼,而忽视了庄子的语言思想.事实上,"齐物论"具有三个层面的涵义:齐物、齐论及齐语言.整个庄子哲学思想以"物"、"论"和"言"为目标进行解构,以打破儒墨言论、解构儒墨是非,为世人心灵找到一个通向逍遥的出口.     

庄子"悬解"思想稽论

《庄子》"悬解"一词,源自对古老丧葬礼仪及安死精神的概念化提炼.在此基础上,庄子乃借取"悬车"("县舆")作为隐喻意象,来表达"安时处顺"的循道思想及伦理实践原则:一是"情之悬解"——絷束"形名"造成的生死情执,以让生命主体顺行天道之序;二是"帝之悬解"——悬置"形名""有为"政治实施方式,主以"无为""不用"理念来安治天下.要言之,庄子着重提出"悬解"这一思想范畴,乃旨在实现黜形名、尚无为的政治伦理建构.     

庄子"天籁"说的主客合一之境

庄子"天籁"本是其"道"的呈现,而"道"是庄子宇宙论、本体论与人生观融合一体的归结,在庄书或庄子思想中乃是"自然""无为"主观境界与客观自然之义,因而"天籁"也就取得主观境界与客观自然的主客合一之境。     

《庄子》解读的另一种可能——史华慈对《庄子》思想的阐释

在当今时代关注汉学界的《庄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史华慈作为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思想者,他对于人性之奥秘及命运的关切、对人的有限的自由的体认以及他对于人的复杂的意识活动的关注决定了他如何解释《庄子》。基于此,史华慈指出《庄子》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并分析其特色所在,以丰富人类的神秘主义经验;他指出《庄子》对于事物相对性的认识,并区分了老子和庄子在此问题上的细微差别,向我们展示了思想史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对于《庄子》的自然观做了泛审美化的理解,认为庄子常用一种审美的姿态欣赏"大自然不可穷竭的多样性",以反对李约瑟对《庄子》的科学化解释,并救治西方社会中存在的"化约主义"的倾向。他对《庄子》对于"成心"的批评深有同感,但对《庄子》在"人与超越的非存在的合一"上的乐观态度则表示不满,因为他坚持人只有有限的自由和微弱的理解力。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轨迹

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发展的景象。通过梳理,认为中国内地流行音乐走过了一条从启蒙与发轫、到发展与壮大、再到混沌与危机的发展轨迹。     

近二十年辛酉政变研究综述

辛酉政变是近代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成果。本文拟从政变成功原因、政变的性质、主要人物在政变中的作用以及政变的意义、影响几方面对这一问题近二十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总结。     

“不听”的“不允许”义的出现不迟于汉初

本文针对谢质彬先生认定的“不听”作“不允许”解年代的判定标准、论证过程、相应结论,通过“不许”同“不听”异文、“听”“许”连文、古人对“听”字的训释以及谢文所提两个标准的互相予盾等情况的辨析,论证了“不听”作“不允许”解不迟于汉初的观点。     

相得与疏离:李大钊与汤化龙交往论略

李大钊曾接受汤化龙的进步党经费资助赴日留学,并出任汤化龙主办的《晨钟》等报刊的编辑或撰稿人,初期与汤化龙过从甚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言论。随着李大钊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二人终因政见分歧而分道扬镳。但君子和而不同,政治关系的终结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私谊。     

我国1964～2010年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基于永续盘存法的视角

借鉴永续盘存法思想,综合受教育年限法与学历权重法,对1964～2010年我国劳动力和14岁以上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964年以来我国以上两类人力资本存量均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且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增速更快;但直至2010年二者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均低于义务教育所要求的9年。     

继承光荣传统，弘扬进取精神，努力建设特色优势显著的高水平大学

改革开放三十年,成都理工大学实现了"两次跨越"、"三大转变"。在此过程中,学校软硬件条件极大改善,在党的建设、师资队伍、学科建设、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校园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学校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展望未来,学校将进一步明确发展思路,实施发展战略,注重发展质量,拓展发展优势,着力进行"四大建设",不断增强办学活力,努力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析佛陀与毗湿奴造型的异中之同——以印度笈多时代的造像为范例

佛教和印度教是孕育于印度本土的两大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均高度繁荣发展的笈多时代,佛教和印度教有着微妙的关系。该文以笈多时代佛教、印度教两大主神的立像——《马图拉佛陀立像》和《毗湿奴立像》为研究范例,从神同人形、细部造像和整体风格等三个方面,尝试剖析和解读两尊立像的异中之同。破译二教立像的异中之"同",有助于对笈多时代佛教与印度教之间"艺术互鉴、宗教互渗"的关系有更为明晰和深刻的理解。     

“工农兵”文艺的建构与超越——十七年文学综论

关于十七年文学,任何绝对肯定或否定的评价都不免失之简单,而应尽可能重返文学现场,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以客观、理性的审视。作为“为工农兵”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其文学思潮在规范与质疑中交替演进,创作主体具有认同与焦虑的心态特点,文学作品则主要有建构与超越这两大叙事类型,总体上体现了对“工农兵”文艺的建构与超越。     

近年来“毛泽东精神”研究的进展与思考

近年来关于"毛泽东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毛泽东精神的意义所在,即毛泽东精神是区别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二是毛泽东精神的主要理论内涵,即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三是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问题。总体上而言,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加强对毛泽东精神的研究必须正确处理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毛泽东精神的科学定位问题、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毛泽东精神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关系问题。     

汉语中“一形多义”现象形成的修辞格

"一形多义"是汉语中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它是指一种语言形式,包括口语和书面语,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义.利用"一形多义"在语音、语词、语句方面的表现,形成双关、换义、飞白、易色、拈连、别解等常见的修辞格,在语言表达过程中有很好的修辞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