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在抗战理论上的贡献

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与其它地区的抗日知识分子一样,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贡献不仅表现在抗战的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和国民外交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抗战理论方面的建树.这里,笔者试对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在抗战理论方面的贡献作一探讨.在从事这一问题的探讨之前,有必要对抗日知识分子的概念作一界定,并对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类型作一划分.本文依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抗日实践认为,抗日知识分子是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主张、参加、支持和同情抗日救亡斗争的知识分子.而与抗日知识分子有本质区别的概念为“汉奸知识分子”.抗日知识分子在不同地区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就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而言,依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态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由胡适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种类型是由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和由青年学生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第三种类型是由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三种类型的划分,大致包容了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全部.当然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刘悦清所谓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指从１９３６年抗战爆发前夕至１９４５年抗战结束这一期间集结于延安，经受革命战争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集合体。这一群体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而形成的，她对中国革命历...     

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与重庆抗战文学

从抗战初期理论的偏狭性到抗战中后期对文学本质的把握,重庆抗战文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不断得到深化,这一深化促进了重庆抗战文学的发展。重庆抗战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既是抗战文学所留下的需不断思考的问题,也是目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从抗战文学中反省后再思考的问题。     

中国现代转型悲壮进程中的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反法西斯战争新闻与文化传播的中心。研究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流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描述和阐释这段峥嵘而特殊的历史。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十分显著的现实意义。这段历史的内容广泛涉及到抗战时期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领域,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运动的关系尤其密切。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重庆市社科联重庆师范大学联合举办“重庆抗战文化研讨会”

重庆的抗战文化是抗战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血与火铸成的重庆抗战文化，创造了一系列至今难以企及的文化成果，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开展关于抗战文化的研讨，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突出宣传重庆在抗战中的特殊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2005年8月11日，重庆市社科联与重庆师范大学联合在重庆师范大学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重庆抗战文化研讨会”。     

张恨水小说中的多重对话关系研究

张恨水小说文本中存在着多重对话关系,如在以市民社会为读者群的小说创作中,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对话：不同于新文学以知识分子及农民为主要表现对象,张恨水明确表示,其读者群是市民阶层,作品突显出了文学中的娱乐性与趣味性,作家始终自觉地让文学作品与大众站在同一阵线;在女性婚恋主题上经济与道德的对话,张恨水塑造的仍然是与时代俱进的女性,然而不同于新文学中强调女性“灵魂的提升”与对崇高生活的幢憬。张恨水注重描写在生存经济压力下的爱情,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始终处于选择与被选择的位置,着眼于市民社会中世俗的生存与爱欲的挣扎之中：人物活动空间的转化中,人物心理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话。张恨水小说文本所描绘的多数是大都市的图景,这些描述深深地打上了已经被都市化了的作者本人的精神烙印,而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无所归依,这正体现了作者内心深处对自己所来自的乡村无法摆脱的眷恋．而作者更为重点表现的是人物对城市的深沉的依赖和以城市作为自己最终归宿的选择。     

知识分子“过劳死”，拷问社会良心

重庆乡村教师豆洪波在上课时突然倒下了,引得全国轰动。这是个案,抑或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全国两会期间,姚凯伦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关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提案,做了回答:七成知识分子处于“过劳死”边缘(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10日报道)。     

张恨水与新文学

张恨水是一位著名的章回小说家,是后期鸳派(鸳鸯蝴蝶派)重要人物。但由于他抱着改良旧小说的宗旨,在新文学、新思想的影响下,他的作品不断进步,后期创作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已逐步挣脱鸳派的束缚,向新小说过渡,进入新文学的外围。张恨水向新小说过渡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他与新文学的关系究竟如何?新文学对他的评价又如何?搞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探讨张恨水的创作道路,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新文学的时代影响和改造旧文学的巨大力量。张恨水的创作可以“九·一八”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又可以1924年开始写作《春明外史》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后期则以抗战爆发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本文试图按照这条线索,探讨一下他向新文学学习的过程。     

知识分子"过劳死",拷问社会良心

重庆乡村教师豆洪波在上课时突然倒下了,引得全国轰动.这是个案,抑或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全国两会期间,姚凯伦委员向全回政协提交《关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提案,做了回答:七成知识分子处于"过劳死"边缘(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10日报道).     

抗战时期重庆文艺报刊述略

抗战时期重庆文艺报刊紧紧围绕“抗战”这一主题来开展工作,为抗日战争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较大贡献。文艺办报或参与报纸工作、文字报刊出版时间长短不一是这一时期重庆文艺报刊的重要特征。     

在桂林的八年

抗战八年,我基本上是在桂林度过的。中间虽然去了香港一年,桂林沦陷后又在昭平黄姚呆了不到一年,其余六年多的时间都住在桂林。在抗战期间,桂林是大后方的一个文化城。若从某种意义来说,桂林在抗战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重庆。因为重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控制下,对图书杂志的出版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而桂林的自由空气比较浓厚,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集中到那里。我记得的有:李四光、李达、胡愈之、陈翰笙、孟用潜、陶行知、陶孟和、张志让、欧阳予倩、夏衍、范长江,白鹏飞、田汉、梁漱溟、林励儒、邵荃麟、张友渔、沈志远、杨东莼、陈此     

试论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

20世纪30、40年代知识分子为奔赴延安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一潮流的形成既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又是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政治选择。士大夫的“入世”精神,知识分子面对日本侵华危机的政治激进参与,“重庆”与“延安”的对比反差,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因素。走向延安的知识分子在参与革命和政治的同时,也预示着知识分子群体面临自身的转型。     

“民族形式”的实践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前后,左翼知识分子围绕"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了论争,核心是如何认识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问题。这场论争首先在重庆的知识分子中进行,随后延安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其中,他们以《中国文化》杂志为阵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展开了对于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重新认识,明确了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这种思想认识下,延安的知识分子转向了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发掘,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陪都文学的书写意向与文化蕴涵

陪都文学是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其区域文学构成具有从陪都气象到山城意象这一由表及里的双重文化蕴涵,并且在从抗战前期到抗战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在文化导向转换之中文本书写的史诗建构这一趋向。     

“越轨”的女性与“滑动”的文化保守主义——从1930年代张恨水小说改编的影片说开

1931-1941年期间,张恨水“鸳蝴”小说被频频搬上银幕,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下焕发着与时俱进的现代性价值。伴随着中国早期电影“元叙事”的自反性探索,众多电影公司对张恨水小说改编电影发起了有声片的突破性尝试,如联华影业公司推出的《银汉双星》、明星影片公司的《啼笑因缘》等。张恨水一系列小说被各电影公司导演不断改编并推向银幕,这一文学改编电影的现象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文化转型、上海“孤岛”电影时期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沦陷”时期,不断展现出通俗剧适时性价值与银幕生命力,在情爱叙事的感伤现代性下折射了女性形象的“越轨”特点。其中,张恨水小说改编电影作品中的价值评判标准呈现出跟随时代而调整的适时性特点,集中体现了女性命运截然不同的走向,反馈出文化保守主义下“犹疑”的评价标准和社会转型下“滑动”的价值选择;此外,还依据不同时代的女性站位适时而变地呈现出从鼓励到规训的过程。在民族形势严峻的特殊历史时期,张恨水作品的“银幕化”现象彰显了在革命电影叙事文学背后隐藏的生活气息,反映了市民的整体风貌与广泛的社会现实。在“通俗”外衣包裹下,其作者意识与社会呼吁借用银幕得到了广泛传播...     

试析货币发行与物价指数的关系（1937—1946）

通过对国民党迁都重庆期间的货币发行与重庆物价关系进行一元线性回归、费雪方程式的验证和阶段性分析发现,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对国统区后方工业体系的建立、为前线提供物力支持曾起到一定作用,但抗战后期,恶性通胀也拖垮了后方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国民党的财政体系彻底崩溃乃至丧失政权实属必然。     

张恨水与沈阳

1928年4月,《新民晚报》在奉天(沈阳)创刊。主持《新民晚报》的人,与张恨水是朋友。因而,他们便向在北京的张恨水约稿,请他给报纸写一篇《春明新史》的小说。在这之前,张恨水写过百万字的小说《春明外史》。张恨水觉得这类小说没有续写的必要,没有答应。但因编辑和他是朋友,尽管未得到他的同意,也在报上发了预告。这样,张恨水才答应下来,写出了二十四章回小说     

这一片热土,这一方人民——读《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中共南方局的所在地,这种特殊的地位,决定了重庆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抗战中的重庆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研究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有着极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战争与中国抗战文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杂志社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重庆联合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战争与20世纪中国文学”、“重庆文学在抗战文学中的地位”、“开拓研究中国抗战文学的新视野”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探讨。     

中国现代戏剧的黄金时代——抗战时期重庆的戏剧运动与创作

抗战爆发后,重庆戏剧界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积极创作和演出救亡图存的话剧,并以戏剧为武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重庆开始成为大后方抗战戏剧的中心。重庆的抗战戏剧创作,就其题材的时代分类而言,主要有反映抗战现实生活的现代剧和取材历史、影射现实的历史剧。它们都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戏剧矛盾冲突异常尖锐,时代精神浓郁;题材单一到主题深化,人物性格由外向内发展;在传统戏剧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现代戏剧,经过抗战的洗礼,在重庆形成了以现实主义的政治剧、社会问题剧和伦理剧为核心的创作与演出体系,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黄金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