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效益的实现

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转型期 ,社会价值观念、各种矛盾处在尖锐的碰撞与震荡中 ,对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法律效益如何实现已成为解决社会改革困难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法律的创制和法律的实现两方面提出了确定法律调整范围、法律创制的内容、数量的效益标准和法律适用中司法执行难题对法律效益实现的影响 ,以及公正程序的保障在促使公众自觉遵守法律中的重要意义。     

从法定婚龄的部门限制规定看正确理解法律位阶

长期以来,许多部门和行业对法定婚龄都存在限制或变相限制的规定,现实生活中围绕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各方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学术界和司法界对长期以来存在的部门、行业对婚龄的限制是否合法有效也存有不同的看法。虽然随着《婚姻登记条例》的颁行,结婚登记只需户口簿和身份证,各主管部门实际已无法干预,但针对《婚姻法》修订后仍主张部门、行业限制合法有效的观点,作者认为仍有必要就此争论所反映的关于法律位阶的不同认识作一解析。作者认为,依照立法原理,处于下位的法律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除非法定机关另有授权。一般法与特别法只有在出自同一层级的立法机构时才具可比性,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否则,只能适用法的效力位阶原则。作为基本法的《婚姻法》关于婚龄的规定只存在一种例外即授权民族自治地区有权依法变通,除此之外,只有一种普适的法定婚龄。因此,各部委的限制无效。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部门的限制规定长期被援用有效,反映了长期存在的组织对个人生活的干预习惯,也反映了建立在行政管理模式之上的成文法结构与国家法律体系内在的冲突。     

关于我国现行法定婚龄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法定婚龄是25年前以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增长速度等社会因素为主要依据确定的,因而现在越来越与我国各族人民的身心发育规律、历史传统习俗、个人权利保障和民主法治建设以及国际发展趋势不相适应。为此,提出了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修改现行《婚姻法》第6条、降低法定婚龄、增加除外条款、设立特许制度、删除晚婚晚育规定的解决方案。     

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衡平分析

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两个具有不同评价向度、互动机制的判准路径,对司法权运行方式的制度安排和法官裁判思维模式的演化有着不同的影响模式。而两者以各自不同的评判约束机制促使着法条主义(判决)与民意之间的沟通回应、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之间的制度链接、严格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的互动博弈、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协调磨合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替代互补。     

帕累托效率的“最优”——兼与王则柯先生商榷

帕累托最优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貌似公允地要求 ,在改善一些人的境遇时 ,不能损害到其他人。但它只是资本家及其学者用来对付工人争取自己利益的骗人说法。关于它的辩护是站不住脚的     

帕累托效率的"最优"——兼与王则柯先生商榷

帕累托最优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貌似公允地要求 ,在改善一些人的境遇时 ,不能损害到其他人。但它只是资本家及其学者用来对付工人争取自己利益的骗人说法。关于它的辩护是站不住脚的。     

论行政审判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官要在行政诉讼中通过严格的法律适用厉行法治,并反映时代的需求,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就必须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保证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慎把立案关,寻求多途径救济;正确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充分运用协调手段,化解行政争议。     

婚龄性别比失衡与择偶策略选择——社会生物学的辩证认识

择偶策略是指生活中人们挑选结婚对象时所运用的方法、战术和计谋等.关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对于人类择偶策略的影响,社会生物学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假说.一种是经典的性别比择偶策略假说,一种是替代的性别比择偶策略假说.随着婚姻市场中婚配人口的性别比结构的失衡,人类会根据婚姻市场上性别结构,对择偶策略进行重塑和再造.     

现代法治视野中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我国的一项司法政策。现代法治要求法律适用应以不断丰富、发展全体公民基本人权的内容为目标,绝不能将法与理对立起来,绝不能对法律做出根本背离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常识、常理、常情的解释。社会基本伦理是判断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依据,司法人员只有以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常识、常理、常情解释法律、适用法律才可能真正实现两个效果的统一。     

刑罚裁量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比较与选择

刑罚的法律效果本应包含社会效果,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二者是并列关系.刑罚的法律效果不等于机械适用法定刑,而是在法定刑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刑法原则、刑法精神、刑罚目的、量刑制度等因素确定宣告刑.刑罚裁量的法律效果注重的是刑罚的法治目的、正义价值与长久效果,其实质是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以犯罪行为与行为人为中心确定刑罚的轻重;刑罚裁量的社会效果立足于刑罚的工具思想、秩序价值与当前效果,其实质是在“法律、政策、政治”的博弈中选择了“政策、政治”,在“权利、权力、利益”的权衡中倾向了“权力、利益”,在“正义、秩序、效益”的冲突中迎合了“秩序、效益”.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发生冲突时,选择法律效果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社会法视角的退休年龄延长及其功用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是在建国初期规定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延长并实行男女相同的退休年龄，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尽管法定退休年龄延长是在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但从社会法角度来看，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律意义，它充分体现了平等的法制理念，有利于实现男女平等就业权，实现劳动者个体的社会保障权，完善退休返聘制度。既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保险立法的难题，又可有效解决劳动争议实践中的难题。     

论我国结婚程序中的法律文化冲突

我国《婚姻法》有关结婚程序的规定中存在着法定登记制与世俗仪式制、自愿的婚约与必备的婚约的冲突。这些冲突实质上体现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中国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的冲突。要解决这些冲突,必须要遵循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法律文化,并促进观念性法律文化现代化的思路进行。     

司法建议法律效力初探

司法建议作为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延伸,近年来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已成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本文通过对司法建议概念、特征的分析以及与相似制度的比较研究,认为司法建议在性质上虽然仍属建议类型,其法律效力相较于司法裁决应该是相对柔性的,不应对实践中存在的全部司法建议一体赋予法律效力;但在创新社会管理、倡导能动司法的时代背景下,对于预见防范型、改错纠正型的司法建议应赋予对被建议单位的法律约束力,并通过统一立法对司法建议的法律效力和运行机制予以规制。     

唐代百姓通婚取向探析

唐代百姓通婚中存在着两种明显倾向,即等级观念和择婿、选妇各有标准。唐代社会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阶层——贱民阶层、百姓阶层和官员阶层基本都以阶层内婚为主;唐代百姓择婿重才和重未来发展,娶妇则重德、重财。唐代百姓的通婚对唐代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唐代后期的贫女难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山东旧族高门的身份特征,加速了旧士族的消亡;贫女难嫁的观念还对宋代社会产生了直接影响。     

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哲学分析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种种社会矛盾化解对策,但已有研究缺乏法哲学上的整体性追问,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对策无法在最深层的本质上获得某种内在关联,以致社会矛盾化解对策欠缺深刻的"元理解"而碎片化。社会矛盾化解的法哲学根基是重塑的法权理论。法权是权力、权利、义务、责任的统一体,社会矛盾化解是一张由权力、权利、义务、责任组成的复杂的、多元的力量关系图,法权是社会矛盾治理革命的"元叙事",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化解于法权逻辑的框架中得以清晰地解释、融汇、贯通和发展。     

关于云南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思考

云南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多50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云南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WTO的加入,云南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滞后的一面也摆在了我们面前。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是云南走向世界的条件之一。     

从古今婚姻法律制度的沿革看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通过古今婚姻法律制度的沿革 ,探讨我国妇女的人身权益、社会地位 ,说明法律制度的进步有效保证了妇女权益的实现 ,从而为我们不断完善婚姻立法提供有益的经验     

内涵性与功利性婚姻的伦理评析

所谓内涵性婚姻与功利性婚姻是根据个人的情感和社会经济背景所缔结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婚姻。内涵性婚姻以爱情为基础,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功利性婚姻以现实的需要或利益为选择,认为只有建立在实际需要上的婚姻才更具稳定性,也更具道德性。从理论上分析,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但舆论似乎更偏向内涵性婚姻,并对功利性婚姻持批判态度。但从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婚姻问题,我们应当超越内涵性婚姻与功利性婚姻的对立,建构起一种新的以价值认同为基础的婚姻模式。     

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的构建

社会福利法律制度是对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所有关于社会福利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在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下,我国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存在一些缺陷:缺乏体系性、普遍性、组织性和监督性。我国在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过程中,要构建发展性、正当性、需要满足型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形成在《社会福利法》统领下单项法和专项法组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法律体系。     

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网络生成与法律规制

网络时代,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获得了新的场域,环境风险信息通过网络实现放大,产生涟漪效应,并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次级后果。其生成的主要原因是网络规制立法相对滞后、现实利益表达机制不畅、网络公共领域逐渐形成、地方政府环境风险应对失策等。因此需要完善环境风险网络沟通的法律保障机制,建立环境风险网络生成的法律预防机制,构建环境风险相关各方的利益整合机制,健全环境风险网络社会放大的监管追责机制,以有效应对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网络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