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微博意见领袖的舆论效应及其引导

微博成为信息时代的主要传播渠道之一。社会突发事件、新闻热点等,正利用微博不断发酵、升温,进而形成舆论场,备受人们关注,微博意见领袖在舆论场中的作用也愈来愈重要。因此,结合自媒体的传播特征,依据微博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形成中的"圈群化""权威性""集权性"的作用,分析其产生网络暴力、群体极化等社会负效应及原因,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正确引导微博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中的作用,可以使他们发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发展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     

社区网络媒体中意见领袖的识别、特征和作用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社区论坛已经深刻地介入了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成为主要的社区媒体。其中,意见领袖对于社区网络媒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搜狐焦点网世纪城业主论坛"为个案,构建了识别社区论坛意见领袖的指标体系,分析了意见领袖在社区论坛中的特征和作用。研究发现,社区论坛意见领袖是社区论坛信息的主要生产者、信息传播的领航者、社区论坛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们通过自身在网络论坛的活动,推动了论坛的建立和长久稳定的发展,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虚拟空间的活动场所。他们关注社区公共事务,对社区公共议题的形成、扩散和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社区网络论坛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议论社区事务的新渠道。他们是社区论坛大型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并将社区论坛活动从虚拟社区延伸到现实社区,从而加强了社区居民的人际交往,丰富了他们的社区生活,提升了他们的社区归属感。     

新意见群体的现实逻辑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基于传播性媒体的视域

新意见群体作为新兴的网络信息传播者，是伴随着Web 2.0技术的兴起、从普通网民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意见生产者。新意见群体的产生有其内在的现实逻辑，在传播性媒体时代，新意见群体逐渐取代网络意见领袖的地位而变得愈加重要，对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性媒体中的传播效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遮蔽权威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等负面影响，同时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有正面作用，能够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能力和传播能力。如何引导新意见群体配合官方主流媒体，扩大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优势是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难点，为此，应加强对新意见群体的规范与引领，做好对新意见群体的统战服务工作，优化对传播性媒体的监管，积极宣传主流价值观，引导新意见群体走出拟态环境，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良性传播。     

国际社交媒体涉华内容传播机制研究

当前,国际传播进入了以情感驱动舆论走向、社交媒体成为新主流媒体的后真相时代,国际社交媒体已成为涉华内容传播的重要平台。国际社交媒体涉华内容的传播机制出现新的特征,如国际社交媒体对涉华内容关注度高、议题范围广、积极评价与负面认知并存,意见领袖和热门视频在涉华内容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意见领袖和热门视频的传播影响力是多因素加权作用的结果。优化后真相时代的国际社交媒体涉华内容传播,应从传播环境营造、传播矩阵构建、意见领袖队伍建设、热门视频打造等方面着手。     

电视传播与村民国家形象的建构及乡村社会治理——基于贵州、湖南、河南三省部分乡村的实地调查

近年来国家形象和社会治理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但乡村村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却少有涉及。对贵州、湖南、河南等地乡村的实地调查显示,电视传播在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中占有主导性地位,对于乡村村民国家形象的认知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基层政权、中央电视媒体与当地县市电视媒体间较为强烈的认知割裂状态。可以从电视传播在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的处境、对中央政府形象的积极建构和对地方基层政权权威的客观消解等方面作出客观的分析和结论,并就改进地方电视媒体传播体制和机制提出建议。     

论大众传媒语境下我国藏区“信息场”的重建与话语权的转移——以甘南藏区五村庄调查为例

随着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形态在藏区渐次更替和新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藏区乡村"信息场"逐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偏移。本文在系统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大众传播语境下宗教世俗化进程的加快与"信息场"的偏移、媒介话语的兴起与藏区"公共空间"的变化、乡村"公共空间"中"舆论领袖"的更替和大众传播时代藏区乡村秩序的重建等问题。     

媒介作为“婚姻调解员”：媒介信息获取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基于CFPS 2018—2020年面板数据的考察

媒介信息获取是形成价值共识、建立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可能促进个体的婚姻满意度。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2020年两期面板数据,基于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运用混合OLS估计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媒介信息获取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媒体信息获取和传统媒体信息获取均对我国居民婚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传统媒体信息获取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媒体信息获取对青年和中年群体婚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传统媒体信息获取对老年群体婚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两种媒介信息获取渠道对城镇居民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均高于乡村居民,而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人际传播对乡村居民的作用更显著。     

新媒体对大学生核心价值教育的挑战及应对——以QQ群信息传播为例

QQ群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新媒体信息传播工具,其独特的传播功能、惊人的传播速度和病毒式的传播效果,正在挑战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为此,需要通过强化QQ群技术治理、实行QQ群信息发布者身份管理、推广QQ群文明自律公约、充分发挥"意见领袖"引导作用等措施,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清除障碍。     

领袖权威与制度成长:基于互动的视角

领袖与制度存在互动关系.领袖对制度的作用主要体现为:预见制度需求、定向制度价值、传播制度理念、开启制度运行、维护制度文本、调适制度实践等;制度对领袖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维护领袖权威、保障权力行使、制约权力失范、型塑政治性格等.领袖与制度关系的趋向是:领袖对制度的能动作用不断减弱;制度对领袖的规范作用逐步增强.领袖与制度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医生权威的消解：短视频作为健康科普媒介的效果评价研究

健康传播领域的大量研究表明,传播者身份的权威性与传播效果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然而短视频是否也遵循这一结论有待探究。本研究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部分用户对抖音平台上医生权威度及健康信息可信度的认知较低。基于这一现象,本研究接着对25位抖音用户及医生进行访谈,最后采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短视频作为健康科普媒介的效果评价主要受到平台调性、作者画像、内容画风及用户媒介素养等因素的影响;用户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和传播者,与医生群体之间依然存在对话的“缺失”,导致其质询和纠正未能被充分纳入健康科普创作之中,短视频无法真正回应“公众反思科学”的内在需求。     

基于区块链溯源技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防控研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伴随的社会舆情问题,给国家防控造成了巨大的干扰与影响。在信息传播途径中,谣言借助网络传媒实现迅速传播,因此从源头以及传输渠道对信息进行研判,就能够有效切断虚假舆情的传播。研究基于区块链溯源技术,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安以及防疫部门提供舆论信息源头以及信息传播途中的变动情况,从而达到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把控。对社会公众而言,既能了解真实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做好防控,又能够免受谣言的侵扰。     

网络谣言的形成、传导与舆情引导机制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网络谣言不再局限于特定人群、特定时空、特定范围的传播,其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呈几何级数增长。降低网络谣言的危害,必须努力把握其形成机理及其传导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强化网络舆情分析研判,保障民生需求,维护群众利益;坚持信息透明原则,及时公布准确信息;提高政府的公信度;加快培养微博意见领袖。媒体应该自觉承担清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民众的谣言免疫力,从而构建起应对网络谣言的长效机制。     

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目标下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

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为实现由城乡二元、工农分治向城乡一元、工农均等的体制转型创造条件。从其阶段性特征看,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中心任务是缓解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主基调是城乡均衡,价值取向是公平与效率的整合。公共服务体制建设需要将总体目标与分步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有计划分阶段分步骤地冲破建立在传统非均衡发展战略基础上的各种体制障碍,其中的重点是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和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体制。     

微博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基于宪法学和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思考

微博新媒体时代,不仅出现了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公民参与新的情况,而且也提出了国家依法管理社会、维护公共利益的新要求。既要保障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批评与建议权等权利的原则,也要提高国家维护信息安全流通、保障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的职责。尤其要适应微博发展带来的信息流通安全的客观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微博带来的社会管理新问题,适应保障信息安全流通的新情况,畅通、利用微博新媒体表达民意的新渠道,创新网络信息流通与信息管理的新方法。     

风险社会视角下网络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路径探析

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各个层面突显出来的矛盾较为集中和尖锐,风险社会的诸多关键性议题进入媒体报道的视野。网络新闻评论是网络舆情的重要集散地,在风险认知、风险沟通、风险话题和风险教育等环节起着重要作用。充分拓展网络新闻评论的意见平台、关注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舆论圈、强化主流和权威的声音、培养公众的批判意识等可以平衡社会心态、疏导公众情绪、更好地构筑正能量意见流。     

手机舆论的监控与引导研究

舆论是民众社会心理的一种集中体现,它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以公共事务为导向.每一个舆论都可能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媒体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自由,拓宽了沟通的广度和深度,打破了信息传播形式的界限.手机能够促使信息快速传播的舆论的有效形成,但是也会引起社会恐慌.通过全面了解手机舆论的特性及其形成过程,在与传统媒体对比的基础上,提出手机舆论监控与引导的方式,为打造一个和谐安定的手机舆论环境奠定基础.     

“公民记者”的媒介素养、社会行动与传播价值

在新浪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等一系列微博打拐行动中,"公民记者"的表现引起了社会关注和议论。议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公民记者"的合法性和不足。"公民记者"具有合法性,它体现出公民就社会事务发声、占有媒体话语权的欲望;但同时,其媒介素质也亟待提高,如不具备专业性可能成为社会隐患,也可能危及自身安全。二是"公民记者"的影响力和传播价值。"公民记者"影响范围有限,需要借助舆论领袖和权威媒体推动;其传播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议程设置,凸现民众对热点的关注。     

当代医患沟通的意义与技巧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保证医疗服务高质量的基础,而医患沟通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前提。医患沟通是贯穿于整个医疗活动过程中并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医院服务质量的特殊的人际交往过程。探讨当代医患沟通的意义与技巧,力图使医务工作者以良好的心态从事医疗事业,推动医院科学的发展。     

微传播环境对青年亚文化的影响

“微传播”时代的到来使青年亚文化的生成和存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与日俱增,参与文化传播的方式更为便利,促使代表真实民意的网络舆论的形成,从文化的边缘地带逐渐向传播中心挺进,从而构成“微时代”的亚文化转向.并且青年群体利用网络“微传播”接触的优势,自下而上地向成人社会进行“文化反哺”,促进了文化传承的双向互动.但同时也应警惕在网络“微时代”主流文化权威下降,青年亚文化自主权上升的背景下,亚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