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探秘

1927年8月7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关于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作为记录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载体,在进行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基于此,本刊对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进行函访,以纪念馆为轴重温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中的光辉历史,展现纪念馆的风貌及其发挥的社会功能。     

故地寻访／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探秘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作为记录这一历史事件的载体,在进行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基于此,本刊对两个纪念馆进行函访,以纪念馆为轴重温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历程,展现纪念馆的风貌及其发挥的社会功能。     

武装烽火燃起的地方——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纪实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鄱阳街135—139号,依托旧址而建。会址是1920年英国人建造的一排西式公寓（亦称“怡和新房”）中的一个单元。八七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1978年8月7日,会址恢复原貌并建立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该馆已成为武汉地区重要的红色旅游资源,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和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的重要课堂。     

武装烽火燃起的地方——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纪实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鄱阳街135-139号,依托旧址而建。会址是1920年英国人建造的一排西式公寓（亦称＂怡和新房＂）中的一个单元。八七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     

故地寻访／文献索引——故地寻访／文献索引／书刊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来说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因如此,中共“一大”一直是学术界研究讨论的热点,其主要围绕“一大”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一大”开闭幕日期、“一大”代表及相关人物、“一大”的历史意义等问题而展开。在此,梳理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文献,摘编权威报刊、图书关于中共“一大”的评论,以飨读者。     

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和领导制度,但以下三点说明中共“一大”并未立即接受这个制度。一、在“一大”所形成的所有文件中,只字未提民主集中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建党,是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的原则之一,指导并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早期领袖们对此都是谙熟于心的,理应反映在有关文件中,但事实却相反,说明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二、在“二大”前夕,陈独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明确提出准备在将来“厉行中央集权制”。在中共早年…     

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探源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保护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逐步提高.新世纪、新阶段,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基于中国发展的要求,中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在十八大上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被中共十八大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观“天人合一”及朴素的自然伦理“仁民爱物”论等传统生态文化的扬弃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观的传承.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践行中共指导思想之重要内容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身份问题考证

关于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的身份问题,目前还有不同看法。邵维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中(《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以下简称“邵文”),认为“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出席者”。刘培琼、吴恩壮写的《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广州代表》一文(《学术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简称“刘吴文”),认为包惠僧“很有可能是陈独秀……指派他以党员个人身份参加‘一大’”。宫玉书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探     

“结合”要义探析

“结合”要义探析麻秉华，李业杰（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无论毛泽东同志还是邓小平同志，都一再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结合”的产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故地寻访／三湾改编纪念馆探秘：政治建军的里程碑——三湾改编纪念馆纪实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三湾改编纪念馆作为记录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载体,在进行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基于此,本刊对三湾改编纪念馆进行函访,以纪念馆为轴重温这段光辉历史,展现纪念馆的风貌及其发挥的社会功能。     

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特有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至今仍坚定地视其为根本的 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历来的党史和党建著作或认定或回避中共从“一大”开始就采用了民主集中 制。本文以史实为依据，经多侧面辨析考证证实：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     

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考辨

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作用需要准确认识。马林第一次来华的使命中并没有在中国建党的 任务。马林到达上海时恰逢“一大”的准备召开,他和随后到达上海的尼柯尔斯基共同参与了“一大”的 筹备工作。从中共“一大”决议的理论层面看,“一大”的意义仍然局限于建立列宁主义的真正共产党, 并未接受马林所介绍的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有关思想。     

故地寻访/源头概貌——故地寻访／源头概貌／上海及其辖下的卢湾

上海卢湾与浙江嘉兴作为中共“一大”开幕和闭幕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此，概述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其区域内主要的红色旅游景点，供检索参考。     

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历史、理论与实践

考察揭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百年演变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及其关系,对于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以及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共调查研究历经革命道路探索、执政摸索、改革拓展与新时代复兴四大任务阶段,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反映出中共对于调查研究的运用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及发展有很强的关联性。从理论逻辑来看,“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观”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别是调查研究的理论之基、理论之体和理论之翼。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共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态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价值遵循、坚持“问题导向”的基本范式、坚持将调查研究作为政治话语与斗争策略的方法工具。实践和理论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创新,历史和理论在实践中取得实效,历史和实践升华成理论发挥指导功能。中共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三者是统一的。     

中国与联合国永久会址的确定

联合国永久会址的确定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复杂过程.开始是欧洲集团和美国集团之间存在矛盾,后来又演变成社会主义集团和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较量,情况错综复杂.中国在几个关键时刻,发挥了中坚作用;并顾全大局,做出一定让步,才使整个事情获得较为圆满的结局.由此可见中国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非"五强"中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角色.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内涵、生成机理与行为表征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历史主动”主要被用于概括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先进性和革命性,直至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才被正式用于描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格。这一转变背后,存在三个基本理据：在理论渊源上,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关于主体改造世界的“能动性”、驱动社会发展的“人民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引领性”、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创造性”论述,构成中国共产党精神品格形成的哲学基础;在历史生成上,外在危机的心理内化、理论自觉的精神升华、实践经验的价值凝炼、精神标识的符号建构,成为催生和强化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核心要件;在行为特征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顺应大势的大局观念、引领时代的担当精神、识变应变的战略思维、自我革命的斗争意识,分别在认知（知）、责任（情）、战略（理）、意志（意）四个维度彰显了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与强化,贯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和发展的百年历程,蕴含着中国各项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     

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

陈独秀为什么没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36年,陈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说:“那时他(指陈独秀)在陈炯明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后来大都沿用这一说法。王其彦在《齐鲁学刊》1991年第四期发表的同题文章中指出,上述说法并未讲清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作者引用包惠僧的回忆说,陈独秀当时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借口正在筹建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不能脱身,派陈公博、包惠僧前去参加。据此,作者分析了陈独秀不参加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由马林等外国人发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有包办倾向,陈独秀有意见,进行抵制,不去参加大会。因为陈独秀是我国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发起和领导者,北京、武汉、长沙、济     

百年党史视野中“组织力”概念的历史嬗变与时代意蕴

“组织力”概念的生成和变迁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迁全过程,也与中国共产党承担的执政使命和自身组织特质密不可分。中共建党百余年以来,在不同历史境遇和时空语境下,“组织力”显然有着不同的话语内涵和指涉对象。在民主革命时期,因在使用主体上的差异,中共分别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劳动平民、军队士兵等不同层面使用“组织力”概念。新时期以来,随着历史方位和中共执政环境产生的新挑战,中共话语中的“组织力”在词义上产生了转向,突出强调了保持和提高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命题,“组织力”成为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特定范畴。作为一个富有理论生命力的概念,“组织力”概念的变迁经历了自革命时期的高频出场到建设时期的适度聚焦再到新时代的话语勃兴,新时代背景下,基层组织建设的新实践为“组织力”概念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南湖岸边党旗飘——南湖革命纪念馆纪实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这是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1964年重访南湖时的题诗。嘉兴南湖是浙江三大名湖之一，著名的江南旅游胜地，更是中国革命扬帆起航的地方。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受法租界巡捕袭扰而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在一艘游船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浅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优良的作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形成的最重要历史时期。延安时期的党风建设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表现出了两个发展阶段的特征: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至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酝酿时期;随后,到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规模党风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功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