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国家治理和城市政府治理创新

全球治理可以理解为多层次治理框架,它包括国家管理职能下移、外移到次国家机构的次国家治理以及上移到超国家机构的超国家治理。次国家治理结构预示着城市政府治理方向,城市政府治理创新的对策选择不再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城市政府只有树立城市经营的理念和城际合作的参与度,才能转化城市发展潜力和获得城市竞争优势。     

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合作的路径选择

新型社会治理将关注点放在如何加强建制性权力、形成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上,将建立政府和社会共治合作关系作为提高治理能力的关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逐渐形成了协同式的合作关系,而改革的深入则进一步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扩大社会力量的参与,在降低社会参与门槛的同时积累民主治理所必需的合作、规范和互惠,这将成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合作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路径选择。     

论国家预算的国家治理效应

国家预算是预算国家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又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预算能够明确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建立责任政府;能够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权力;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政府和社会运行效率;能够促进政府分工协作、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预算的国家治理效应,在预算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有必要实现预算民主和预算法治.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作为嵌入性治理资源的协商民主——现代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互动规则

现代民主与现代城市治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生关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民主实践采取了治理的取向与路径,形成一个普遍的制度建构行动.当下中国民主发展呈现出以提升治理和解决民生为中轴,以整合多元社会主体为取向的实践结构,使得社会发展通过协商民主实现了内生性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协商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治理资源嵌入到现代城市治理当中,而不是单纯地建构一个具有民主形式的外在约束制度,其发展路径化解了民主与发展互为前提或者结果的外生困境,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形式.     

城市规划与城市的企业化经营管理模式

城市规划是城市政府关于城市发展目标的总决策,而体现这种决策实施的关键在于城市如何治理.把城市作为国家最大的国有资产来经营的企业家化城市治理模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越来越能够发挥出其自身优势.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国家与社会领域合一单位社会形成,领域分离城市社区产生。当前社区治理自治性缺失,社区治理基本上在国家制度安排内运作,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构建社区自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边界,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区自治权力空间。     

城市公共管理研究的新领域——城市治理研究及其发展

城市治理是城市公共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城市主体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演化规则。作为一种体系,城市治理可分为内部治理体系和外部治理体系。中外城市治理的模式有企业化模式、国际化模式、顾客导向模式和城市经营模式。中国城市政府新型职能及其管理研究、中国区域治理研究、中国城市市长研究、中国城市治理指数研究及其中外城市治理原则的比较分析,是今后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5个理论与实践问题。     

社会治理创新与宪政建设的基本目标一致

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刘建辉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目标是改变国家社会高度合一的政府治理模式,革新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推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社会自治能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官僚制的传统政府治理范式逐渐失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推动着各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和儒家等级思想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的基础,“全能型政府”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政府治理变革的进程,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需要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进一步培育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服务型政府”和“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以逐步实现善治。     

新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社区作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平台,社区的发展直接关乎到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和水平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亟需创新。新疆要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是必然途径。文章基于对乌鲁木齐市部分社区的调研,在新的思维模式和视角下,从理念、战略、技术、人才队伍四个维度思考,探索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治理时代：政府改革的新挑战

理解治理时代是准确把握政府改革方向的首要条件。现有对治理时代的研究较零散,尚缺乏系统性。治理时代的称谓与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密切相关,是由工业社会以政府为中心、控制导向的“管理模式”向后工业社会合作治理为主流的“治理模式”的转变。治理时代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性与人类追求理想生存状态的主观能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治理时代意味着新型的治理结构、新型的主体间关系、新的公共行动机制,以及新的愿景和目标。从统治、管理、到治理,是人类文明的进化历程,也必然要求政府的角色、能力、存在样态和运行方式做出新的调整。     

效率优先战略下的地方政府经营化与高廉政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执政水平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高廉政风险。这种“双高现象”与地方政府经营化密切相关。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政府经营的增长方式以及政企统合的治理模式成为地方政府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而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也导致廉政的治理思维、治理结构和治理路径发生了扭曲和错位。效率优先思维下的廉政退让,权力集中结构下的约束失效,惩治路径导向下的防控缺失,使某些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高廉政风险的政治生态。新形势下的反腐,需要系统的治理思维、科学的治理结构和合理的治理路径。     

从"全能政府"到"无为而治"--论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

城市化的质的规定性要求城市管理理念的创新。现代城市“管理”的多义性与城市政府职能的转换密切相关。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代城市管理中的“善治”应是强化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职能与扩大城市管理市场化改革的统一。“无为而治”是以“无为”之形而行“有治”之实 ,是“依法治市”和“以德治市”的统一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协同治理论析——以福州市为例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在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环境整治行为。以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实践为样本,分析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在初步探索阶段、试点示范阶段、重点推进阶段的不同推进情况,发现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存在主体困境、手段困境、资金困境、技术困境,影响了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构筑新时代垃圾分类协同共治新模式,能够化解垃圾分类治理碎片化困境,有助于实现不同主体与系统间的良性互动。各级政府需要从治理主体的责任划分、治理手段的灵活运用、治理资金的多元筹措、治理技术的协同共振等方面入手,因地制宜地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协同共治模式。     

“结构困境”到“内生聚合”：特色小城镇复合生态发展的现实逻辑

特色小城镇作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动城乡融合和农村城镇化的新模式,对于地方实现特色发展和典型引领,实施基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靶向功能。围绕"多源化-差异化-依赖互补-生态系统平衡"的要素耦合与"动态化-调试化-创新化-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建构整合思路,对地方生态特色化发展进行理论阐释和政策建构。基于江苏省南京市Y镇的生态发展经验,依据"政治合法-政策合理-行动合意"的路径对该镇复合生态治理的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特色小城镇内生聚合发展的新模式,即特色小城镇生态复合发展应基于复合生态系统治理的特征诉求,协调好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平衡关系,推动"三生"空间体系建设,促进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创新治理体系,引导城镇更新和社会有序发展。对于现实存在的结构化困境问题,需运用复合生态治理的要求加以矫正和规范,培育多源要素耦合的基础,将其重新整合最为关键的要素及对应体系,发挥内生聚合效应,重新实现新的生态均衡。     

电子治理：公共部门改革的新模式

信息与通信技术(In form ation and Comm un ication T echno logy,ICT)的发展给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为各国正在进行的治道变革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电子治理(e-governance)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并正在成为公共部门改革的新模式。电子治理是指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包括电子政府、电子民主、电子事务等方面,是对信息时代公共部门、公民、市场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整合。电子治理的实现基于信息技术的充分发展及对善治目标的关注,需要软件、硬件、环境、人件等方面的保障。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